“微信”犯罪，再一次让网络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关于网络的话题就从来没有减少过：2009年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鼓动和伴随，而每一次谣言都会有民众相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表示，网络谣言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但网络谣言的目标之所以能达到，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缺乏相应的应对人员、缺乏与主流媒体协作的经验，没有把谣言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

7.如果把2009年算成“微博元年”，三年多时间里，微博这个网络社交平台，已经成为舆论的重要集散地，而政府思维却没有跟上。近日，从江苏溧阳某局长“微博开房”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四川会理县领导“悬浮照”，诸多热点事件在微博上酝酿、发酵。以“郭美美事件”为例，无数“微友”参与爆料，相关发言就有64万余条。

这既让人看到微博的巨大力量，也让社会管理者看到，网络与现实，无论是舆论场还是社会管理，都在打通交织，成为一体。“开房局长”自以为微博调情不会为人所知，却在网民围观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悬浮照”曝光后，当地政府通过微博及时道歉，避免了又一起“虎照风波”。

从论坛到微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之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能力都已极大提升。在微博屡现谣言之后，“谣言粉碎机”、“辟谣联盟”之类反谣言专区的出现，体现微博的成熟，也折射公众网络参与水平的提升。实际上，微博上大多数人的“围观”或参与，归根到底还是出于关注地方政府工作的善意，出于帮助地方政府改进不足的诚意。正是这样的善意和诚意，使微博可以成为一个回应关切的最好平台和官民关系的“减压阀”。

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虚拟社会”管理创新，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工作就会越主动。西方国家也认识到这一点：2011年5月27日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通过了《多维尔宣言》，重申“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透明、尊重隐私和知识产权、各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网络安全以及打击网络犯罪”，欧洲理事会各成员国也专门制定了保障网络权利和在互联网上保护公共利益的一般原则，将其写入《欧洲打击网络犯罪公约》(2001)、《预防恐怖主义公约》(2005)、《欧洲委员会关于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2007)等文件中，除了通过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互联网络、虚拟世界进行规范外，欧洲理事会各成员国还一直致力于在技术上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

8.自2012年5月S市政府在全市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集中排查综合整治活动以来，各区、镇开展了大量工作，综合整治工作成效明显：

全市共整治城中村149个，其中共查处违法出租户1211处，投入经费1.5亿元。严厉打击了黑中介、黑网吧、黑诊所、黑车、无证收购站点等各类违法问题，破获刑事案件1377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219名，治安警情明显下降。

共登记房屋出租户58.9万户230万间，排摸群租户20106户97161间，整改群租户2918户，处罚违法出租户业主174人，发生在出租房屋内的刑事治安案件、消防安全事故明显减少，基本实现出租房屋的信息化管理、分类管理、重点管理和动态管理。

重点整治的10个旅游景区中，破获各类案件12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39人，风景旅游点发案下降43%，做到经营文明守法，环境整洁优美，游客反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