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2014年6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新中国成立初。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户籍制度逐渐建立。当时的功能主要就是进行人口信息登记，了解人口情况，进行身份证明，维护社会治安。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户籍开始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基础。为了保证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户籍管理开始逐渐地朝着加强控制人口迁移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严格管控的人口迁移制度或户籍制度。已成为横亘在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道路上一道坚硬的“制度壁垒”。

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然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人口的实际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还有2亿多农民处在“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半城市化”状态。“融不进的城市，离不开的乡土”成为了许多进城农民的心理写照。

“我们从老家出来打工好几年了，挣钱比种地多，生活环境也比农村好.但要在城里上学比较麻烦.只能先让孩子在老家上学。”从河南新县农村来到郑州的柳兵和妻子张艳霞在当地一家电子公司做装配工人.城市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但也让他们在提到“家”的时候流露出一丝落寞——由于户籍所限，他们的孩子仍然在老家读书，不能经常见到孩子，是柳兵两口子的心病。

在大城市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辛勤劳作的每一滴汗水都记录着他们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但他们的子女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他们在养老、医保等社会福利方面享受到的也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不同等的待遇。

是什么造成了城镇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一个城市，却享受着不同的城市礼遇?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认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是导致福利差异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这一体制把国民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大集团，赋予二者不平等的权益，并对二者的权益制度化、固定化。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善，但城乡两大人口集团之间长期形成的现实不平等仍严重存在。”王桂新说。在他看来，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只是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化、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但远未实现由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半城市化’，或者说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有质量的城市化”。

户口价值化和等级化之所以会形成，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户口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利益。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将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进行分解.并以教育为核心使其逐步与户口“脱钩”，为户口“减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统一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逐步淡化户口价值，消解户口等级。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从“注重形式”向“更关注内容”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从“注重数量”向“更关注质量”的方向转型。当户口中附着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少时，户口价值意识就日益淡化，户口的等级差异就会日渐缩小，那么市民化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

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首先，大城市可以适当放松户籍控制。在现有的条件下，全面放开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户籍政策是不太现实的，也有很大难度。但是，这些城市可以适度降低户籍门槛和准入条件，让一部分高学历、高技术人才有机会落户，特别是给青年大学生更多准人机会，以优化人口结构。其次，加快放开中等城市的户籍限制，努力促进农民工在中等城市进行市民化，这是我国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目前，中等城市因城市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在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些城市可以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降低户籍门槛。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农民工落户，实现市民化。最后，全面放开小城镇的户籍限制，进一步降低和消除户籍准入门槛和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工有机会就地或就近实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