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公务员作为公职人员的主体，其职业道德和精神将极为深刻地影响经济调整、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的开展。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由此，必须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职业精神，大力加强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培育和建设;温家宝总理也曾就中央国家机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政风建设、改善政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公务员职业精神建设的高度重视。

2.“对于这次所犯的错误，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日前，某县4名在上班期间玩游戏的公务员通过当地的电视台，向全县人民做了深刻检讨。公务员上班不务正业，而是打游戏和炒股，这样的例子不时见诸媒体，这表明，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病根就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一杯水，一张报，一坐一聊一大天”，整日无所事事。试想一下，公务员如果无事可做，或者可做的事情很少，当然就要“无事生非”。这也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的通病：强调自己岗位和工作的重要，利用各种理由要编制，设岗位，或者为了保留待遇和地位，极力把一些临时机构或议事机构改为常设机构，结果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建议，“公务员最好放半年的假”。为表明自己不是发牢骚，顾委员表示，“我真的是认真的”。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时下，“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乱捣蛋”依然在许多地方盛行不衰。顾委员说公务员“放半年的假”，言外之意是不要让那么多公务员上班，用不着那么多人“磨洋工”。

与其说公务员是在工作中忙里偷闲娱乐，还不如说是在娱乐中“闲里偷忙”去工作。于是，娱乐成了公务员的“主业”，而工作则成了他们的“副业”。试想，如果公务员配置真正能够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能够在上班时间“为人民服务”，他们又哪有闲暇玩呢?要求这4名公务员就上班时间玩游戏，上电视检讨这样的处罚是必须的，但如果不在精简机构上动脑筋，即使公务员上班时间不娱乐了，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心思全部用在工作上呢?

3.从“裸聊门”到“艳照门”，从“调情门”到“开房门”……2011年6月以来，论坛、微博等网络载体连续曝光基层官员“性丑闻”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官员天生就是貌赛潘安的“多情种子”?非也。情妇们之所以“投怀送抱”，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说，“八小时之内”的权力才是赤裸裸的催情春药。正因“八小时之内”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八小时之外”的那些非分要求与奢侈消费，才能轻易得到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八小时之外”私生活糜烂只是“标”，而“八小时之内”的滥权才是“本”，仅从强化“八小时之外”监督发力，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要管住官员“八小时之外”，最根本一条就是官员权力应受到有效制衡：谁也不能一锤定音，谁也难以一手遮天。

公务员不务正业，尤其是上班时间不务正业，分为几种情况：有些人是不想干事，只想混日子，反正饭碗是“铁”的，旱涝保收，这部分人应该说是对“公仆”角色理解有误;有些人是碍于能力原因，干不好公务员这份工作，比如说那些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职位，要求公务员本身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但某些公务员“占其位”，却不能“谋其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不认真干事，根本不把服务群众当回事。在这背后，凸显的是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对其公职行为进行制约。据人事部统计，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这在全国近500万公务员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使得辞职、辞退、开除等本应是常态的退出行为，现在却变成一种极少使用的特殊行为。

4.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逐步加强，政府部门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公务员职业精神进入了新境界。这场运动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1982年英国政府推出旨在提高行政绩效和强化管理责任的“财政管理创新”活动;1987年推行了“下一步行动计划”;1991年推出“公民宪章”和“市场检验”活动;1994年，又提出一项名为“新的行政机关”白皮书计划。英国政府还创造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环境，撒切尔政府时期，政府曾概括性地提出“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这是对以前存在的公务员高高在上理念的纠正。进入梅杰政府时期，又提出了“顾客中心论”的观念，要求政府不要墨守成规，要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1991年出版的《公民宪章》明确要求，政府各部门应该了解人们期望的服务和政府各部门能够做到的服务，不能歧视任何特殊人群，无论其种族、性别、信仰、职业、语言有何不同，也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残疾人，政府都应向他们提供相应水准的服务。显然，这一观点标志着英国行政主客体关系的重新构筑，是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观念的巨大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