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迄今日本实施的有关国土开发和城市发展的计划，分为全国计划、大城市圈整备计划和地方城市开发促进计划等三大类，下分14小类，共约有200余项。如《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国土利用计划》、《首都圈基本计划》、《首都改造计划》、《筑波研究学园城市计划》以及《地方开发促进计划》、《地方城市开发建设计划》等等。此外，早在1919年日本就制定了《城市规划法》，以后修改多次。

战后日本政府的支出，包括政府的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政府支出占国内总支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在15%～20%左右。在政府支出中，与1950年相比，2000年的政府消费总额增加115倍，而政府公共投资总额却增加210倍。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政府消费总额年均增长10%，而政府公共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1.3%。日本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在城市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据统计，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日本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从15.98亿日元增加到55039亿日元，猛增3443倍。教育经费的增加，为各地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培养出大批各类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人才的集聚，对日本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促进因素。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政府加强宏观管理的第一条“成功经验”。

7.郑各庄是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行政村，有568户人家，1500口人，村庄面积2.9平方公里。南距天安门22公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从1983年起，黄福水开始担任村领导职务，带领村民开展旧村改造，发展了宏福集团、宏福苑、温都水城，编制村庄发展规划，围绕主动城市化做文章。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郑各庄不仅是大都市的郊区而且靠近首都政治中心。

20余年来，郑各庄通过土地置换推动产业转型，从“农业村”转向“产业村”，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向“服务村”升级。目前，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郑各庄村已经形成了生活居住、教育科研、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四个功能板块，现代城市化社区初步形成。村里自营实体公司由1个发展到35个;产业工人由300多人增至1.3万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3100元提高到45500元。

“中国企业入选哈佛案例的不少，可是在村庄治理方面，郑各庄还是第一个。”与托尼·赛奇教授有过密切合作，并积极促成黄福水哈佛之行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说，这是中国普通村支书在哈佛讲坛上的第一次亮相。

对哈佛学生们关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过程”等问题，黄福水给出了坦诚的回答：“村干部是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来选举的，有点像‘海选’。其实和你们总统选举的程序是有类似之处的。”黄福水的话引来了阵阵笑声。

美国学生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和兴趣，但仍存在一定误解。“同学们普遍认为中国农民贫穷、素质低，都想从农村出去打工。”当黄福水告诉哈佛学子们“在郑各庄村，村民们不用出去打工，不用到城里去挤公交车，到2015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万美金”时，他们表示了震惊与赞赏。

关于幸福指数的问题，黄福水拿周边的村庄举例。“农村都有个现象，就是大家攀比盖房，房子越盖越高，但周边环境仍然非常恶劣，和污水、猪圈等生活在一起能幸福吗?”他表示幸福指数实际上是个综合指数，既要改善生活环境，也要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我们努力为每位村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每个家庭都是企业的主人，土地收益是大家共享分配。农民在企业入股，有着人均17万股份，每年不低于15%的回报。”

在胡必亮看来，郑各庄之所以能入选哈佛案例，是因为成功实现城镇化转型。“成功首先体现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福利改善，民主化程度提高。其次，郑各庄通过产业转型，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改变人口聚居方式，代表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郑各庄的一些创新性探索，实际上是突破了现行的制度和体系，但从长远来看代表了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

“黄福水是从一个经济能人成长起来的，但他在很多方面又超越了其局限。他不搞家族式治理，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主动走出去。可以说，他更像一个具备现代市场知识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对于郑各庄的未来，“村子的发展受制于大的政策环境，郑各庄仍然面临土地利用制度、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