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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任务远未完成。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11月爆发并取得胜利，对中国人民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迪。

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爱国口号，并在示威中烧毁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举行了有2.5万名学生参加的总罢课。他们走上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并把斗争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0多个城市，工人逐渐成为斗争的主力。至此，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开始认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使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得到相当完整和比较确切的阐述。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时，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后，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他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这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做单纯的学理，而是当做解决国家命运问题的工具来研究和使用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最初便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三、党的一大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各地先后建立起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制定党的斗争纲领，成为第一位的任务。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党员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参加了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二)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派势力。至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上全歼吴佩孚部主力。11月，在江西战场上，又歼灭了孙传芳部主力。北方的冯玉祥部则于9月挥师南下，控制了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定都武汉。此后，北伐军继续推进，西路进入豫南对奉军作战;中路和东路于3月下旬进占上海、南京。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前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五、土地革命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蒋介石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面对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大革命的失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它成立后不曾遇到的严峻考验。

为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举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率领党所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9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回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发动广州起义，在占有优势的敌人进攻下，起义失败。到1928年初，党在各地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失败了。

1928年4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12月，由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红军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

以城市为中心举行暴动的“左”倾盲动主义计划，给革命带来惨重失败，也证明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割据的形式，到1930年夏建立起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党领导人民进行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建立各种党群组织，发动群众以推动革命的发展。

从1930年到1934年，党领导人民武装先后开展了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六、反“围剿”斗争

红军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恐惧和震惊。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方针，并逐渐形成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先后共消灭敌人七万多，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3年2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采取了毛泽东制定的红军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这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到瑞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只知道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在军事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根本不懂军事，而李德也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到根据地后，极力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完全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其结果，红军作战屡遭失败，损失惨重，根据地也越打越小，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左”倾错误酿成的恶果。

七、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1935年6月中旬，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实行战略转移至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师。9月17日，陕甘支队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会师。随后，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八、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9月，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先占领满蒙、进而侵略华北、最后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J2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发起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共重新合作，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抗击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但是，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共的建议，一意孤行，并胁迫在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从而酿成了1936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尽管时局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现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盟。

为了正确地领导抗战、赢得胜利，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制定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决定党所领导的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以充分发挥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这就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抗日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局部抗战开始。1937年7月7日夜，驻北京丰台的日本侵略军为大举侵华而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各党派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调动军队进行应战。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1)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2)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3)深刻地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人民战争。

(4)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而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中国全国性抗战经过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战爆发后首先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3年下半年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转入局部反攻。在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中，经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平津、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粉碎了日本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

在中国的局部抗战进入第十四个年头，全国性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时，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对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进攻。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尽蜷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它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十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内所犯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从思想理论根源上，都在于没有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思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和会议总结。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实践任务。这是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号召任何党员都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进一步推展开来。

十二、延安整风

遵义会议以后，党纠正了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如果错误没有真正被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只有反对主观主义，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批评一团结”，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运动的方法是通过学习，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提高思想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十三、中共七大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他们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它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24年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出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第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三，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中共七大还总结了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中共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而奋斗。

十四、全国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无论是国统区人民，还是解放区人民都迫切希望中国从此能够走上和平、民主的轨道，从而实现复兴国家和民族的梦想。

面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的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采取了坚决反对内战的方针，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最终在和平建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然而，重庆谈判后，国民党部队却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不断向华北、东北地区进攻，内战一触即发。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3月，经过解放军近9个月奋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被挫败。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蘑菇战术”，通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四战四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在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决战，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地方部队29个师，达154万余人，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三大战役后，由于国民党代表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命令发起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使国民党军队惊慌失措，纷纷逃窜。4月23 H，渡江部队解放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崩溃。

十五、中其七届二中全会与建立新中国的蓝图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积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全会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科学分析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构成，指出新中国的经济将由五种成分构成，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同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全会高度重视新中国建立、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提醒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转折关头，七届二中全会筹划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蓝图。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十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纪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有：

第一，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民主主义等学说都没有能够救中国。只有在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才夺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先进的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在五四运动后30年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由于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虽然也经历过许多曲折，但最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他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三，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必须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采取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武装斗争与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紧密配合。

第四，必须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决依靠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要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第五，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也要争取世界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

第二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起就已经确定的目标，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早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已经指出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

至1952年底，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的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它实际已构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也得到很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党进行了深入宣传和学习，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人民、动员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纲领。

二、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一五”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两个决议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所谓改造，不是取消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人私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家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是在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过程中的改造。

在1953年以前，国家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和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资方红利大体占1/4。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还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农业合作化中，也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到1956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年底全部完成。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节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一、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大会还强调要扩大国家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方针等。

党的八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取得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共八大前后，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多方面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这一探索的开端。

《论十大关系》讲话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讲话论述的十个问题(十大关系)，既是总结巾国经验、研究中国建设发展的问题，又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来的。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八大后，党带领人民继续进行探索。但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

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为借鉴，强调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

反右派运动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准备。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情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调整首先是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人民正在度过由于“大跃进”的错误所造成的困难岁月。

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

1966年5月，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这时主要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在全国进行夺权斗争，林彪、江青等人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全国动乱。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等人在中央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这时主要是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粉碎了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方面出现了好转。中共十大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力量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4年毛泽东发现了江青集团的阴谋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毛泽东又不能容许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纠正，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1)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

(2)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3)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4)必须保证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第四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次会议，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的议程是：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主要有：

(1)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及错误产生的主要因素与社会原因。

(2)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3)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的前进方向，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建设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等。

党的十一詹六中全会的意义是：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三、中共十二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加强党的领导，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决定》精神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计划体制，使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有所调整。同时，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也都开始进行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四、中共十三大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还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五、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1989年6月23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六、中共十四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些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的主要观点为：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4)“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6)要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七、中共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报告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报告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此外，大会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八、中共十六大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状况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在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我们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全党进行认真学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十六大报告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大会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经验，认为在这13年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党中央审时度势，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纳为十条，即“十个坚持”。大会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修改后的党章，体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的十六大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经过充分准备和认真酝酿，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胡锦涛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党的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章，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中共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报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奋斗历程进行了精辟概括，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回顾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进一步阐述。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为此，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报告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此，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报告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进行了深人阐述和全面部署。

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根据形势发展的新要求，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会认为，把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十、新时期的特点、成就和标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十一、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十条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

第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第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教育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重大意义，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第三，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凝聚力量、汲取智慧，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第四，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地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第五，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第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七，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八，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九，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十个结合”，是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也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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