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一是全党的共识。自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方略转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这都说明，法治开始融入国家治理过程，厉行法治成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公开审理，再次表明我们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二是法制条件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越来越多的法律被用来约束政府和管理者，规范权力的运行。法制日渐完善为法治反腐提供了法制基础。

三是人民群众的期盼。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政治参与热情越来越高。而新兴媒体的兴盛，也为网络监督、群众监督提供了便利，为法治反腐创造了有利条件。

[法治反腐的建议措施]

一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以权利制约权力，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当前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依法严肃查办职务犯罪在任何一刻都不能收手，但这种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此，至少要做到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公开法定和问责法定，强调以制度控制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以民主监督权力、以公开制约权力、以问责保障权力，建立并完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长效机制，最大地减少公权力腐败的机会，最大地增加公权力腐败的成本，确保权利最大限度地不被人用于谋取个人私利。

二是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不能腐的惩戒机制。

立法权提供制度、规范和程序，加强反腐立法工作是充实反腐败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在法治思维下，靠法治反对腐败，不仅要有法可依、疏而不漏，而且要重典治腐、严刑惩贪。因此，一方面要确保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认真解决部门借立法扩权卸责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反腐的立法力度，加快制定宪法实施监督法、反腐败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法律，修改刑法以进一步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有关行政法和经济法，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或办法，以及地方性法规，从制度源头上堵住或减少公权力寻租的可能。

三是推进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建立不敢腐的防范机制。

行政权是把体现为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结合的立法决策落实兑现的关键，即是反腐的重点对象。如果把立法权比作反对腐败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行政权就是反对腐败的第二道防线。行政权具体掌握着国家绝大多数资源的分配使用权，经常与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企业单位等打交道，相对于其他部门具有更多的腐败资源、腐败的条件和腐败可能，是反腐工作的重点对象。因此，面对这种情形，作为执法环节的行政权，不仅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做到自律和自控，不以权谋私，不滥用权力，还要做到依法防贪，依法治权，确保行政权依法、高效、廉洁行使，才是引导权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障。

四是注重司法惩治腐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机制。

这既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反腐败的司法要件，也是反腐治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反腐败仅仅依靠立法和执法远远不够，需要结合公正严明的司法参与，形成强而有力的防范格局和司法保障作用，才能打好反腐败的歼灭战。司法权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裁断，它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公正。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正司法，一方面要切实保证良好的司法环境，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尽可能地剥离或减少司法权的经济、民事、行政和社会活动，从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上最大地减少司法腐败的可能;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司法，依法严惩各种腐败犯罪，尤其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切实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最大地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

五是强化文化素养的培育，形成反腐败的文化环境。

法律与文化同属意识形态范畴，密不可分。多年来，我们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出台的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还在一些领域滋生蔓延，这说明制度的有效实施往往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体系，即道德、习俗、宗教等社会文化体系的支撑。因此，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还需要发挥法治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要在全社会加强和改进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培育公民意识、民主意识、规则意识和廉洁意识。同时加大治理腐败文化的力度，挤压“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努力积聚强大的廉政“正能量”。

【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1.根治“庸懒散”，还需制度来净化

2.用法治阳光驱散腐败雾霾

3.用法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4.依法严惩腐败才能彰显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