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13年6月18日凌晨4时，刘盛均在汽配厂作业时不慎被高温蒸汽烧伤，全身96%的皮肤烧伤，生命垂危，被转至武汉市三医院抢救。其间，医院从刘盛均自体取皮做了一次皮肤移植，但效果不佳。为了挽救生命，医院提出从直系亲属身上取皮，是让刘盛均尽快脱离危险的最佳选择。虽然知道大面积取皮存在风险，但同为“80”后的刘培、刘洋兄弟俩都试图说服对方，用自己的皮肤去挽救父亲。为此，兄弟两个多次“争吵”，甚至“架”，都认为父亲供养自己读书多年劳累，一定要舍身救父，不然会一辈子遭受良心的谴责。为了不让弟弟受到伤害，哥哥刘培趁弟弟上班，偷偷签下了手术单，用自己的头部和背部的皮肤移植到父亲的四肢及腹部，使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得知消息后，弟弟刘洋失声痛哭、懊悔不已，于8月10日也接受了取皮手术。

1957年甘祖昌将军辞去新疆军区职务回家当农民，时为新疆军区子弟学校人民教师的妻子龚全珍毫无怨言地跟着丈夫回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学着当农民”。1961年，龚全珍到同乡的南陂小学任校长，在乡村教师的平凡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离休后，龚全珍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倾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了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富裕的路。”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记中写下的话。

1978年，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村民罗长姐的儿子祁才政，在部队执行特殊任务时不幸患上了乙型脑膜炎，导致严重智残，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年48岁的罗长姐闻讯后，悲痛欲绝。按政策祁才政应由政府抚养，而罗长姐坚持把儿子接回家，37年如一H悉心照料儿子，她说，“尽母亲的责任，让孩子好好活着”。罗长姐的脸无数次被儿子抓破，胳膊和手被咬伤，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次，她帮儿子洗澡，儿子突然一拳挥来，把她的右眼珠打了出来，她永远失去了右眼。为攒钱买儿子喜欢吃的大米，她曾将家里的口粮卖掉一半，靠拔野菜、挖葛根填肚子。曾有医生预言，罗长姐的儿子活不过40岁，是她的母爱创造了奇迹。

2014年罗长姐88岁，60多岁的儿子身子骨依然硬朗。

罗阳，生于1961年6月，辽宁沈阳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02年7月任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后任董事长、总经理。2012年11月18日，时任中国歼一15飞机等多个型号研制现场总指挥的罗阳登上航母辽宁舰，参加舰载机起降试验训练。在此次辽宁舰海试过程中，罗阳曾经感到过不适。但他并没有中途下舰，而是一直在辽宁舰上与科研人员和官兵搜集整理起降试验的相关数据，一直坚持到歼一15起降试验成功。2012年11月25日12时48分，罗阳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终年51岁。

2014年6月28日上午，“中华情?心连心”两岸四地书画艺术交流展在珠海市博物馆举行，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合两岸四地同胞感情的根，是全球华人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希望两岸四地以“中华情?心连心——两岸四地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为桥梁和纽带，建立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同胞情感交流，树立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增进亲情和乡情.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贡献。

4.在20世纪上半叶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的损失最大、作出的民族牺牲最多。仅就人员伤亡来说，1937年后，侵华日军杀害的平民就高达3000万以上;中国军人伤亡近500万人。中国人民的抗战时间最长，作战最英勇。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歼灭日军154万余人、伪军118万人。9月3日，是中国政府纪念抗战胜利的法定纪念日。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日子，却鲜有人知。有一位重点中学的历史教师，曾在自己所教的高中班上和办公室就此做过调查，结果无一人能准确回答出这个日子。一些海外学者和媒体也常常将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与日本宣布停战日相混淆。

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我国都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以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最为隆重，都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但在其他年份，大多只是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或者举办学术研讨会。即使是那几次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内容也较少，公众参与率较低，缺乏广泛的社会影响。

与我国相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对这种纪念日更为重视，纪念活动更加制度化。例如，以色列每年4月的“大屠杀纪念日”，总统、总理讲话，上午10时，全国鸣笛两分钟。韩国每年3月1日反日独立运动纪念日、6月6日祭奠英烈的显忠日、8月I5日光复节都是全国纪念，总统讲话，遍插国旗。俄罗斯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集会、游行，6月22日德国入侵纪念日，全国下半旗，全天停止娱乐活动，总统讲话、献花，全境默哀一分钟。

5.近日，法国香水巨头科蒂集团发布中国区业务架构调整公告，宣布停止销售此前收购的本土品牌丁家宜。丁家宜，这个创办于1995年的护肤品品牌，曾是红极一时的超市“宠儿”，也曾是防晒乳液市场的“领头羊”。然而，丁家宜自被科蒂招入旗下后，2012年其销量下滑50%;科蒂集团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由于丁家宜品牌的账面减值致使科蒂三季度亏损2.533亿美元。丁家宜所处的皮肤和身体护理部门三季度减损共3.169亿美元。在科蒂集团发出声明后，丁家宜工作人员也曾向媒体证实，丁家宜品牌所有产品将在中国市场停售，产品下架工作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完成。

为何丁家宜被收购后会遭遇如此黯淡的结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杨丹辉副研究员表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丁家宜品牌的自身含金量不高，品牌影响力不足。“收购方会对品牌进行市场评估，当这个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不强的时候，收购方不想再继续持有该品牌也是正常之举。”

事实上，被外资收购后黯然离场的并非丁家宜一家。翻看国内日化品牌的沉浮史，小护士、美加净、活力28等国人曾经耳熟能详的日化品牌被外资收购后的命运不外乎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或被再次转卖。本土品牌似乎面临着被外资收购后即遭遇雪藏的魔咒，这个魔咒为何难以打破?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田利辉教授说，丁家宜事件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巨头或许就未曾真心想发展壮大我们的民族品牌。“外资收购民族品牌的结局往往惨淡，一方面是由于管理冲突和文化整合的失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巨头的雪藏或借道战略。”收购民族品牌是国外巨头进入和发展中国市场的绝佳跳板。所谓假道伐虢——掌握了中国本土品牌的销售渠道和终端之后再灭掉民族品牌，跨越式地增大其核心品牌的市场份额和无形价值。甚至有时候，一些收购就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毁掉本土品牌，获取市场份额，以此来享受寡头利润。

与丁家宜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雀羚等老牌国货的再次盛行。在北京前门大街，一家谢馥春门店里常常人头攒动，这家历史可追溯到清道光10年的中国化妆品业的始祖，依然在时尚的舞台焕发新颜;民族日化品牌佰草集已走出国门并在去年5月进驻德国最大化妆品零售渠道……

一些被收购的民族品牌面临生存困境，而另一些国货品牌却焕发出无限生机。民族品牌是否该受到保护?对此，田利辉表示，对民族品牌应该大力支持，但不能盲目保护。在他看来，正确的保护不是制造不平等，也不是呵护平庸之辈，而是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需要国民消费者的认同和爱护，也需要消除国外巨头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

杨丹辉也认为，对民族品牌谈不上应该保护，除非这个品牌和国家的核心文化有紧密关联。“品牌的运作毕竟还是市场行为，政府可以鼓励、促进、引导品牌的发展，但不需要特别保护。”杨丹辉说，“竞争性行业政府不应过多参与。但由于民族品牌的发展是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国家层面，可以有更多的文化输出，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营造较高的认知度，从大环境上为民族品牌的发展创造机会。”

在谈到民族品牌的辉煌该如何续写时，田利辉和杨丹辉都纷纷表示，提升品牌的自身竞争力才是民族品牌做大做强的关键。企业应以质量为生命，以创新为出路，实现规模经济和职业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制度，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家和优秀员工。

6.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年中回望，不仅上海自贸区，从中央到地方，各领域的深水区改革都在积极稳妥推进。2014年3月，国务院60个部门首次“晒”出权力清单，承诺2014年将在2013年取消下放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下放200项以上。

中国各省区市也大力推进这项被喻为“政府的自我革命”的改革。浙江公布了省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和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等，其中行政权力事项砍掉一半以上，由1.23万项减为4000多项;广东公布省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天津也公布了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成立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许耀桐评价说：“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力度很大，地方也有诸多亮点，有些举措触到了痛处和要害，激发了市场活力，释放了改革红利。”

改革正在拉动小微企业的发展。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4年3月至5月，全国共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320.14万户，同比增长25.83%，注册资本总额5.32万亿元，增长99.78%。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北京市出台具体措施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产业和养老机构等，是北京市相关领域历次改革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从事水处理20余年的民营企业桑德集团成为受益者。“桑德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污水和固废垃圾处置项目，但在北京却很少。目前，桑德集团已在北京参与了4个水处理项目的投标，中标了一个，这种进度是从没有过的。”桑德国际财务总监王凯说。

“北京市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政策，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向企业传递了深化改革的积极信号。”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

本轮改革的利剑也指向了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重头戏一。上海、天津、安徽、贵州、湖北、四Jif和重庆等省市已推出了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天津国企国资改革意见提出，到2017年年底，90%的国有资本聚集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核心骨干企业80%以上实现股权多元化，其中混合所有制占到较大比重;重庆的方案提出，未来3到5年，使三分之二左右的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山东省4月出台了对该省17市科学发展的综合考核新方案，其中GDP考核权重由2012年占60分降低为25分，PM2.5浓度改善率、过剩产能化解率、政府债务率和公共卫生服务改善率等首次成为重要考核项目。

专家指出，抛弃“唯GDP论英雄”的考核导向，代之以多指标的、综合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彰显了中国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深化改革的决心。

更多领域的改革也积极推进。在众所关注的司法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已在东中西部分别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各地纷纷出台文化体制改革举措。如山西省政府通过了《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方案》，以实现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