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近15万人次，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课题组的报告表明，中国流浪未成年人数超出这个数目。他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失去家庭庇护，他们往往结群生存，抱团取暖，形成儿童丐帮。

2012年11月15日傍晚，8市天降冷雨，街上行人口呼白气，急于寻找各自遮寒的去处。5名流浪儿童也找到了去处。他们钻进一个垃圾箱，试图熬过那个漫长的夜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孩子们生起了一个火盆，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

16日清早，捡垃圾的婆婆发现了五个蜷缩在垃圾箱里的孩子。随后，警方赶到，确认五少年已死亡。不久后，新闻传出，震惊全国。这也成了B市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插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能活下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11月19日，8市政府公布了五少年的具体信息，他们都姓陶，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大的为13岁，最小的为9岁。

11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山区的村庄五少年的老家中。那里房屋多为泥土房，牲畜在泥路上随意奔跑。当地村民生活大多贫困，为谋生路，许多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五少年的家更是家徒四壁，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少年们的大伯陶某回忆称，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孩子失踪后，学校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他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但并没有报警。

5名留守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很快，他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事发后，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少年们曾多次跑到外地，被警方送回。当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透露，这几名陶姓流浪儿已经是第6次被发现，“前几次，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待在民政局，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其中一个少年曾表示不愿回家，“不想回，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工作人员联系到远在深圳的少年的父亲，他却在电话中回应：“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工作人员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乡把孩子领回去，过段时间再接孩子去深圳。

然而，少年最终没去深圳，他和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撒欢儿奔跑。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管不了。

11月5日那天，村里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正往山外跑，少年们还试图喊她的孙子一起。

“出去混!”孩子们当时豪气万丈地说。那天后，五少年走出大山，来到城市，躲进垃圾箱，最后变成冰冷的尸体。

4.面对5个无辜少年的死亡，人们开始追问：寒冷冬日，孩子们流浪之时，父母在哪里?找不到父母时，社区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矛头的最前端，是主管庞大繁杂社会事务的民政部门。B市相关负责官员因此受到问责，并被停职免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B市这次事件处理方式太简单，仅仅撤掉一个官员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应该马上采取特殊措施，从国家体制层面着手解决儿童照料问题。他介绍，在儿童等弱势群体照料方面，我国缺少相应的行政机构，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硬件设施也处于空白。

张传文是山东省泰安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他把“严格落实责任制”放在做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公安做些什么、城管做些什么、基层社区做些什么、救助站做些什么，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张传文认为，8市五少年之死，问题的根源出在“谁来发现流浪儿童”这个环节上，“他们在这个片区生活了有段日子了，怎么没人给送去救助站?”

目前，中国各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几乎都同时担负着救助流浪儿童的职能。但尴尬局面一直存在。不少进入救助站的孩子还会想尽办法逃脱。在成都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了重回街头流浪，4名孩子不惜取下淋浴器的铁水管，击昏工作人员。“他们认为街头生活更加自由，也能赚到钱，比回家好”，工作人员解释。

对此，广东省委党校法律系副主任刘铭盛指出，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制约目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开展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惩罚性规定不明确。西方国家对遗弃罪的处罚很严厉，我国则比较宽松。这就造成对不负责任的家长，处理起来威慑力不够。”

中国网发表评论认为，应该更加强化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责任。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对家庭暴力、出租和遗弃儿童等丑恶现象监督和惩罚不力，对离异家庭、单亲家庭的儿童保护不足，致使流浪儿童日益增加。

公益人士试图给他们一张课桌，爱心人士试图给他们一个家庭，然而，这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谁能给流浪儿童一个温暖、稳定、可持续的保障?

每一个公民身上，原本都与生俱来地附着着有关生命、生存的一系列政府责任，这并不因他是一个流浪儿童而有所减少。相反，这样的政府责任，在流浪儿童身上原本应当体现得更加充分。最好的政绩工程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政府报告，而是每个公民的生命、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

5.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重视。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留守儿童中很多人变得精神失落、性情偏执、人格扭曲，有些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由于缺乏父母守护，留守儿童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他们也更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人身侵害。在中国急剧的城镇化进程中，他们被称作是“繁荣背后最沉重的代价”。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帮助解决这一群体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的教育、心理、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门组织干警成立志愿服务队、制订《拾梦童年》公益活动方案，并在结对帮扶的乡镇小学有序地开展了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和爱心捐赠等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作为检察机关的志愿服务队，该服务队干警在认真落实好“拾梦童年”公益活动的同时，积极发挥职能优势，深入开展了对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并以乡镇派驻检察室为依托，搭建心理疏导、感化帮教等农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平台，为农村留守儿童撑起了一片“保护伞”，保证了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贵州省计划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推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及教育管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将严格按照《贵州省留守儿童之家建设标准(试行)》建设，做到硬件“五有”，软件“五全”：有活动场地、仪器设备、文体器材、宣传阵地、特色项目，机构健全、制度齐全、计划周全、队伍健全、资料齐全。按照初中和中心小学、村级小学两个类别，要求“留守儿童之家”设有能满足留守儿童活动的功能教室、亲情话吧、活动室、阅览室、室外活动场地等，配备带视频、话筒、能上网的电脑以及亲情电话、电视机等设备。据介绍，贵州省各地“留守儿童之家”将采取省级补助与自筹相结合方式解决建设资金。省教育厅将对建成并运行良好的农村“留守儿童之家”按每个2万元标准进行奖励补助。

湖北省枝江市针对留守儿童展开了“笑脸行动”，当地1500名市直机关干部，1140名镇、村干部，1894名教师，以及600多名志愿者，成为了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知心姐姐”和“代理家长”。“爱心妈妈”每半年会开展一次家访，帮留守儿童解决困难;每3个月与留守儿童的父母通一次电话，通报孩子的情况和教育管理孩子的方法;每个月与留守儿童开展一次活动，进行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帮扶。为了建立长效机制，枝江市健全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的档案管理与隐私保护制度、亲情联系制度、教师家访和谈心制度、爱心帮扶制度、组织活动制度、定期交流制度、帮扶评价制度、学校与村(社区)联席会议制度等工作制度，实施“拴心留人促就业”工程，帮助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就业、创业，更好地照顾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