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位“北漂”女士这样写道：我和老公来B市已经10年了，2003年底买了房子，当时还很便宜，北五环边上，4440/平米，现在对面新建的楼都27000/平米了。入住后我们口袋里就剩1000块，当时一样新家具和电器也没买，后来才慢慢添置起来。老公在04、05年赚的比较多，但是很累。今年初换了份工作，还算轻松，但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我们比较满意。我在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型股份公司从事IT业工作，但收入一般，只在今年工资才有了一些上涨。老公新找的单位是个私企，除了工资和商业保险，什么也没有。全家年收入158000元，年余额30560元。我们的生活应该能反映出很多“北漂”一族的生活现状，生活压力挺大的。我现在的愿望是能早日存够一笔钱，离开北京，回老家的城市生活，还想能有机会和老公出去旅游一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现在生活感觉挺幸福的，但还有那么多贷款，感觉压力挺大。年底我们的宝宝就要出生了，以后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一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北京户口，二是北京的学校稍好一点儿的就要收很多赞助费。没有户口就要收更多，想想这个就发愁。

5、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指出，部分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由于孤独寂寞、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一些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出现了“临时夫妻”现象。他们在外打工期间组成临时“家庭”，共同租房，开伙食，相互慰藉，一起生活。

该代表表示，“临时夫妻”会造成许多问题，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夫妻感情不和、家庭不稳甚至破裂，还会影响到小孩的成长，严重的可能会诱发刑事案件。“临时夫妻”问题严重，，但又不可能不出去打工。该代表呼吁：为避免滋生“临时夫妻”现象，打工者聚集地政府应当综合考虑，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临时夫妻”的说法并不准确，这属于非法同居，是非法的两性关系，社会学专家则认为，“临时夫妻”现象主要不在于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6、“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推拉理论”首先由巴格内(D.J.Bagne.)提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促使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坚持了几十年的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农民摆脱了集体劳动的禁锢，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自由劳动者。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可以在城镇落户，由此开启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闸门，人口流动数量迅速高涨。

我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1300万。而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不会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七年减少了一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据统计，中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直达3亿，人地紧张关系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与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以S市为例，随着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特别是新区开发开放，大量境内外资本涌入，促进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而S市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其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2-1990 年期间，S市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从 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劳动力适龄人口增加了291.20万，增长34.12%，达到1143.32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补充，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风险较高的建筑业、收入较低的制造业、住宿条件较差的餐饮业、工作时间较长的批发零售业等低级劳动力市场，本场劳动人口不愿进入，需要由外来劳动力来承担。

我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1300万。而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不会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七年减少了一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

7、城乡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并无完全可比性。前者往往由于一些不计作收入的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而使数据被高估;而后者则往往由于一些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也被作价计入了纯收入而使数量被高估，如果将两者调整到完全可比状，则差距会更大，据专家测算，若按可技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约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一项调查显示，90.1%的农民进城务工后年收入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一位农民曾和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去年他家种一季稻花去种子费420元，复泥肥750元，尿素450元，收割费900元，旋耕费900元，人工费1125元，水费1275元，农药费2250元，转包费2370元，共支出104440元;一季稻收获粮食7500公斤，按每50公斤100元计算，共收入15000元，刨去成本后，将收入约4500元，以一年两季计算，种地年总收入为9120元。而他读大学的儿子一年学费与生活费支出就要15000元，缺口十分明显，关于农民工外出打工原因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务农挣钱太少”、“挣钱补贴家用”、“挣钱盖房成亲”等与经济相关的选项所占比重之和高达61.8%，远高于其他类型的选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农村工业化战略与小城镇建设等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大量的乡办、村办企业依凭“船小好掉头”的优势迅速崛起，并一度占据了工业发展的“半壁江山”，为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粗放经营的乡镇企业不仅原有的经营优势减退，也开始遭遇到资金短缺、管理落后和市场约束增强等挑战和冲击。乡镇企业除少数成功转型外，大部分无力维持并逐渐破产消失，原来被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重新被释放出来，同时，由于农村经济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程度。有学者指出，劳动力流出最多的往往是当地非农产业并不发达的地区，而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

与农村相比，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平整的道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设施，以及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构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同时，资本高度聚集的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工作，也能及时地接受到现代思想与观念的熏陶和感染，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还能结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丰富社会关系，扩大生活圈子。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对那些比较年轻、文化水平较高且不安于现状，有较高追求的农村劳动者来说，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