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是某大学社会学系G教授关心的问题，她比较关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14年某研讨会上，G称自己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当时她和她的团队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拥有同样的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经过实际研究，她发现，现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她叫她多余，没有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常常被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填平了--比如普通人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从现在看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

不过，G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共带来的一些改变。G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

首先，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给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2.6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地，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相当一部分人缺失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生活内容，是靠信息勾连起的“孤独个体”，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这些人背井离乡，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上是靠通信来维系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等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变。

第二个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在原来状态下，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外界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后，他们不仅扩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G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信息技术真的非常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经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QQ群建立维权组织;同时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取得外界的声援和帮助。有的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他们自身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

G认为，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作用，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系，需要和他们所在工厂。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有直接关联。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的人们却有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效益差距实际上拉大了，而后者所增益的部分，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