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无疑将造成教育的困难。

2008年，国务院参事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

2010年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入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一些县财政投入困难还造成很多小学不能按国家要求在三年级开电脑课和英语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外语和电脑。有的学校没有音乐、美术教师，此类课程也不能开课，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孩子拉开了差距。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从农村聚钱、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发放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多少。这种招生设计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升省外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造成极大不公平。当地学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是走独木桥，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走钢丝绳。

仍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本科在校生，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院校(郑州大学 )。985院校河南没有一座。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的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读那些公办学府兴办的收费学校了。

6. 安徽省铜陵市治理“择校费”是在全国“择校风”盛行的大环境下，逆势而动，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成为我国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

1987年，铜陵市按照《义务教育法》精神，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同时也取消了初中升学考试，在小学和初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结果，抽去了升学考试这块挡板之后，向来重视教育的铜陵人，都开始挖空心思地往被取消了“重点”称号的重点学校挤。“重点是取消了，但学校的差别明摆着。”

1992年，铜陵市由纪委、教委、公安局、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就市一中初中招生问题出台文件，明确禁止“挂户”等行为。但文件出台之后，择校之风并未应声而止。一些或者精明、或者有“关系”的家长，仍然能挤进当时的市一中。政府尽管措施不断，比如，为了规避过多的“投亲靠友”现象，规定只有小孩与父母同住才算在“片”内，此外还规定户口在升学前某时间段内变迁无效等等，但是，来势汹汹的择校风仍难以遏制。

1995年，为了解决市民反映比较强烈的“择校”问题，铜陵市对全市教育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重点扶持、改造和建设薄弱学校。从1996年起，铜陵市教委陆续从市区中学及教委机关调骨干到周边薄弱学校任职。近年来，铜陵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

1997年开始,铜陵市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为了使这一政策得到更多家长的理解和认同,在全市开展更新教育观念大讨论的同时,教育局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小学毕业生的户口、实际住址情况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较为薄弱学校的优质生源不“流失”。

从1997年起,铜陵市就把辖区内省级示范高中的招生计划提取出来定向分配,每所学校按照初三毕业生人数的一定比例获得定向指标,指标比例逐年提升,从10%到20%到30%……2006年铜陵市教育局更是把当年省级示范高中招生计划的65%拿出来定向分配给各初中学校,这使得各校内部考取省示范高中的分数线,最多能差到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