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眼，进入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

追溯起来，张小弟可能是最早的家庭农场主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范家村全部农田都种了涵养林，于是张小弟在邻村承包了160亩农田，开始规模化种植。

时值上世纪90年代末，毗邻上海大都会的农村，首当其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冲击，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工厂打工。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土地，或者弃耕，或者流转，到1999年，松江区大量农田无人耕种，为村集体所掌握。本地愿意种田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随着老一代农民因高龄失去劳动能力，更多的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承包租金便宜得“几乎白给”。

黄浦江畔土地肥沃，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张小弟这样的种田人。目前，张小弟拥有三台拖拉机和两台收割机，耕种自家农田之余，也为周边区域的家庭农场提供农机服务。2012年，张小弟种的水稻平均亩产1250斤，每亩纯收入700元～800元。同时他的农机共为其他800亩耕地提供了服务，每亩农田收入40元～50元。两项收入相加，夫妻二人年纯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劳累一年，一亩地收入不过2000元，扣去成本，所剩无几。”回忆起过去的传统耕种，云霄县东厦镇洲渡村的村民方木明十分感慨。“现在，一年收入2万元以上。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想到种地还能赚这么多钱。”比较土地流转前后的日子，老方感到很幸福。

和该镇许多农民一样，老方的幸福，源自土地流转。原先，老方两口子守着两亩多地。前些年，听说云霄东州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要建蔬菜基地。老方就把土地转租给东州。除了租金收入，老两15还在基地打工。如今，老方已是基地技术负责人，月收入2000多元;老伴一年打工300多天，一天收入40元。

4月，春满大地，油菜花开。2013年4月10日，在滁州市全椒县襄河镇，老欧站在田头，远眺着由他负责的七八百亩良田。“我平时主要负责田间管理，安排生产运作。农忙时添加人手等活儿。”老欧加入全椒县春华集约农业专业合作社已经有三年，是11名出资人之一，日常收人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构成，一年下来有两三万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种地还能赚这么多钱。“我手下还有两名长期固定工人，他们每人每年都能拿到一两万元。”他说。“合作社固定人员现在都办理了养老、医疗、工伤意外等保险，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年过六旬的邱塘村东庄、西庄村民组水电工老张笑呵呵地说，他做水电工多年，工作热情不输于年轻小伙。

挣着工资，领着社保，不用出远门打工，在家门15就成了“上班族”。这是合作社农民“职业化”的写照。

5.“现代农业科技对提高产量贡献不小。”全椒县农委农经科王科长说，像春华合作社，有大中型拖拉机10台，烘干设备2套，电动抽水机15台等生产设备，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水稻亩产能达到1200斤。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点中了‘谁来种地、怎样种地’这个难题的要害。”社科院有关专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懂得如何增加土地的资本投人，还会应用新技术成果，提高土地利用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效益，这应当是将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努力方向。

“龙头企业+合作社+职业农民”的经营模式，让乡亲们钱袋子鼓了起来。但在农民转型路

上，仅靠合作社、企业单打独斗尚显单薄。

水涨船高的土地租金让欧春华觉得吃不消，去年每亩320元，今年就涨到了480元，上升50%。“还有一些外来资本出高价租地，不搞精耕细作，而是粗放耕作，没几年卷铺盖走人时，农田已变得草害丛生，抗药性强，被破坏了”。

培育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离不开系统谋划、政策跟进。在国外，对于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一般政府都会从经费投入和政策方面倾斜，确保职业农民教育的优先发展。经费来源普遍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渠道，保证农民教育培训需求。也会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扶持职业农民教育，不仅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还有政府对职业农民教育的“埋单机制”。法国实现农民按需培训，农民可以自选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不仅免费还发给补贴，建立了层次分明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美国农民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德国农民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必须经过不少于3年的农业职业教育。

6.今年62岁的老梁，在中山一直有名气，因为他种了20多年的水稻，多年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他喜欢种地，自己改装机器，自得其乐。虽然年届六旬，依然精力充沛。不过，这位昔日的种粮大户，如今却不能再如往常一样笑得那么灿烂，“这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季春稻。”老梁坐在稻田边的小凳子上，神情怅惘。想到明年，他有点笑不出来。明年，种粮大户到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高价承包土地。要么放弃。现在，老梁的心中似乎有了答案，他表示，这是广福村甚至板芙镇最后的一块稻田，虽然自己的体力不在话下，但是面对至少增长一倍的租金，他只好“退休”了。

据老梁介绍，这140多亩土地是他2008年租种的，租金1100元/亩，由于镇政府每亩补贴500元，他实际上每亩只需要出租金600元。随着5年承包期满，这块地将重新公开招标。站在老梁的稻田边上远眺，周围的田地多半已经开挖了水塘，准备养鱼虾。最近几年，板芙镇把发展南美白对虾养殖作为农村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农民因此致富，这种致富效应也感染了其他村民，大家将原来种植甘蔗、香蕉、水稻的田地开挖成水塘，改做水产养殖，希望能改变传统种植利润较低的局面。周边还有一部分田地准备做花木种植基地，田地里，一畦一畦已经整理好。部分较大棵的花木已经移栽在田地的中央，附近几个大型花木基地的牌子格外醒目。

近年来，中山市积极发展马铃薯、蔬菜、小水果、花木等经济效益较大的作物种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超过1，7万元，年均增长12%，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但是，正如老梁面对的一样，粮食生产的低效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耕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要增收就要在利用土地上下功夫。中山市也为此提出了“123”粮食生产工程，即一年之中。通过水旱轮作两种耕作制度，实现三造粮食生产。老梁一年两造稻谷，一造油菜，增加了收入。但这对于周围的其他村民来说，并不算划算，周围的亲戚和邻居纷纷改养虾或种植花木，从传统粮食种植业转移出去，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由此，老梁成为了板芙镇最后的“稻田守望者”。

很多人会这样想，经济作物因为效益高，挤压传统农作物的种植空间，这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一位农业专家说，“哪种作物经济效益好就种哪一种，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市场经济下农民自然选择的结果，种稻谷效益不好，承担不了上涨的租金，当然改种其他的了”。老梁也懂这个规则，但他说出了心中的疑问：“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抓粮食生产，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块稻田却无法保证拿来种粮食呢?”

7.目前农村的状况是如果你只会埋头种地，只能靠天吃饭。根本挣不到钱。但是“对农民来说，能把地种好就算本事了，哪儿还有能耐出去卖粮食，更别提买回粮食进行深加工后再卖了。”来自尚志的某农民合作社王某说，“所以2010年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硬着头皮往前趟。成立合作社就是想将种植的谷物加工成各种食品销售出去，达到增收的目的。想法虽好，但由于不懂如何打开销路，合作社的销售量一直不大。而且由于缺乏熟练的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产品质量始终上不去，新产品研发也基本是空白”。

王某说，合作社成立之初他就了解到，从生产、研发到销售环节，合作社都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但在尚志市范围内，不要说富有经验的研发与销售人员，就是比较专业的技术工人都很难找到。“我们的终端市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和沈阳、石家庄等二线城市，推销人员需要长期出差在外，既要负责新产品的推广，又要负责维护市场，搜集客户的反馈信息。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既不了解市场，更不懂推销技巧。此外，农民欠缺必要的社会经验和人脉关系，难以对身处城市的终端客户进行有效维护”。

入选全国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的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是山西省8所

人选学校中唯一的一家县级职业教育学校，是各级官员视察的标范，然而谈起如何面向农村发展职业教育，该校副校长却面有难色。

这所学校的前身平遥县职业学校在建校之初就设有果树、园艺、种植等专业，“但一直招不到学生”最后被迫取消，现在学校还有40亩的农科教综合实训基地，但只有4个人在管理，没有一个学生的影子。

自上世纪90年代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体制被打破以来，农村职业教育不再具有改变身份地位的功能，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端不上国家的“铁饭碗”，也由于学历低被挡在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门外，再加上体系不畅，升学受限，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幅下降，规模持续萎缩，成为职业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从事职业教育近30年的郝校长说，90年代的大学扩招政策更加剧了职业教育的困境。

山西省教育厅职教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较之1985年，2008年农业类普通中专学校由16所减少到8所，招生人数占全省普通中专招生总数的比例由5，5%下降到2，2%，在校生人数比例由5，6%下降到1，4%，规模萎缩非常严重。

全省农业中专由11个地市每家一所萎缩至现在，只剩太原、忻州市原平和吕梁3所。这就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与职业教育的培养能力、服务能力之间的强烈反差，一边是现代农业发达地区求才若渴而不得，另一面是农校门庭冷落，即便是学了农业类专业的毕业生，回到农村的也为数甚少。

面向农村发展职业教育早已成为各级政府各界人士的共识。但山西全省涉农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无不受到生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农民不能享受教育优惠政策积极性不高等困扰，规模严重萎缩。

为此，有关专家建议，应继续加大财政投人，将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重点锁定在从事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身上，培养“职业农民…‘专业农民”，实现农民增产增收，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持久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