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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讲究市场规则的领域，也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需要为情怀留下空间，用文化底蕴培厚市场土层。

刚刚过去的周末，或许有不少人因为一个“跪求”走进了影院。几天前，一位电影人为国产片《百鸟朝凤》“下跪磕头求排片”的消息在网上风传，当事人称“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吴天明导演最后这部杰作”，其情恳切，令人动容。于是，商业与情怀如何兼得的讨论再次浮现。

和很多热闹的商业电影不同，《百鸟朝凤》以充满感伤的语调，讲述了一段逝去的时光和一群远去的“唢呐匠”。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称得上一部双重绝唱。首先，它是“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谢幕之作，在完成电影剪辑仅一个月后，导演便遽然辞世。其次，作为传统手艺人群体的缩影，它又是唢呐匠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一曲挽歌。正因如此，当这样一部用心之作、情怀之作呈现在大银幕上，电影人自然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而这部电影的遭遇，与片中“唢呐匠”的命运一样，提出了共同的问题：电影市场有没有可能既讲商业，又有情怀?在讲究商业运作的现代社会，如何安放影人的文化坚守?

就事件本身而言，与其说制片人在“求排片”，不如说是在“求市场”。因为通常来说，排片多少并非影院主观决定，更多是由市场决定的。用一位观众的话说，有多少人愿意在周末花钱买票，去看“一个农村老头教农村小孩吹唢呐”呢?这听上去令人尴尬，却也是现实。尽管在“跪求排片”之后，《百鸟朝凤》的票房立竿见影地突破两千万元，但相比商业大片还是太少。换言之，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始终是和市场无法分开的，观众有欣赏某种情怀的自由，也有不欣赏的自由。在周末的电影院里，人们既能看《百鸟朝凤》，也能看《美国队长3》或者《不二情书》。今天的电影市场和文化市场如此繁荣，不正是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吗?

事实上，情怀和市场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近年来，在电影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情怀之作并不少见，从《钢的琴》到《白日焰火》，从《烈日灼心》到《师父》，观众从来都不吝啬自己的赞美。问题在于，在“叫好”和“叫座”之间，还隔着一道商业运作的河，很多优秀作品没能从容跨过。打通二者，有情怀的电影从业者不妨多做些功课。去年《大圣归来》的排片，就极好诠释了从份额极低到最终翻盘的“逆袭”。另一方面，观众也有义务为优秀作品起立鼓掌。今天的观众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也是评价者，以自己的反馈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因此构成了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欣赏水平提高也需要引导。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讲究市场规则的领域，也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需要为情怀留下空间，用文化底蕴培厚市场土层。可以说，文化属性才是使电影等文艺产品有别于一般商品的标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唢呐匠”所代表的手艺人精神，“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那种对手艺的传承、对理想的执着、对誓言的忠诚从未过时，相反正是这个社会特别稀缺的，也是文化产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在充满商业气息的时代维护这一坚守，既需要影人的坚持，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比如，文化企业要有更加充分的文化自觉，相关部门进行更多的投入和扶持，而院线也有必要克制“票房至上”的倾向，给“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多一点机会，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

大众文化的缤纷舞台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百鸟朝凤》中，“唢呐匠”栖身其间的乡村礼俗秩序已经远去，把唢呐作为唯一精神娱乐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现代社会中文化市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同定位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并能找到各自的欣赏人群。今天，我们的文化景观已经大为丰富，在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的当代社会，让不同消费主体找到各自喜爱的作品，让每一份情怀都妥帖安放，正彰显着时代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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