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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从屡受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首现违约的企业信托、债券等理财投资产品，展望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投资驱动带来的“债务课题”已日渐凸显。

十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已达221.38万亿元。专家认为，随着企业端“债务风险”来临，长期来看，促投资导向转为消费导向，顺应市场逻辑配置资本，不仅要“救火”更要可持续“防火”，在法制化背景下建立约束机制，才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治本之策。

举债投资违约现象频频

2014年上半年，我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1.27万亿元。然而，随着企业、个人乃至融资平台债务违约，“投资驱动”正渐渐面临拷问。

过去的上半年，企业端已频频曝出债务风险。2月初至今，中诚信托总额超过43亿元的“诚至金开”系列企业信托先后违约，成为1998年广东国际信托破产后，16年来首个利息乃至本金违约的信托计划;今年3月，上海超日太阳能公司发行的10亿元“11超日债”，也成为国内第一例违约债券。

伴随“刚性兑付”终被打破，尤其二季度以来，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的债务问题也不断暴露：7月以来，浙江湖州金泰科技公司发行的私募债已告本息违约;发行私募债“12津天联”的天津天联集团董事长失联，公司也陷入经营困难。

上半年以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也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部分地方主导的投资拉动，存在“大干快上”债务积累。齐鲁银行在2013年年报中，曝出济南某城建公司上千万债务逾期;上市公司安徽水利则表示，受地方债拖累业绩。

“融资模式的最大问题已是债务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在上海表示。据调查，目前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这背后均是大量的基础建设融资举债。

局部风险是转型期阵痛

投资、出口、消费，历来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2014年上半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12.4万亿元、贸易顺差同比基本持平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同比名义增长17.3%，从总量看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助力。

扩大投资乃至举债投资，只是近十年“投资驱动”的一个缩影。一度接近30%的投资增速背后，不可避免存在低效率、难持续的举债现象。“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一倍的人口也装得下。”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说。

尽管不必“谈债色变”，但部分债务的形成就不具有合理性。截至一季度，投向融资平台的政信合作信托规模达1.08万亿元，占比创2011年二季度以来新高。钢铁、煤炭等过剩产业扩张中，积累的债务也需以市场化违约化解。

分析人士认为，局部债务风险是经投资驱动后，经济转型期的必然阵痛。“短期来看，信贷收紧和经济增长放缓，对钢铁、矿产和房地产等过剩行业的企业仍会造成财务压力，尤其是民营小企业。”穆迪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胡凯说。

提质增效呼唤持续发展

“就中国的现实需求来说，各个地方贯彻发展战略仍必须解决‘资金从哪儿来、怎么用’的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与单一的投资拉动相比，优化融资将更多通过间接调控，在法制化背景下建立市场和公众约束。

比如，2014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改革已经启动，首批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债券于6月起成功发行，迈出以市场化、规范化渠道代替债务盲目扩张的第一步。分析人士认为，如何规范债务形成机制，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将成为下半年调控的基调之一。

“还要看到，违约是任何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认为，以往的“刚性兑付”导致低估风险，过度投资不可行项目。而非系统性违约有助改善资源配置，也有助于市场的重新定价，以更好地反映风险水平。

标准普尔认为，中国市场能够消化部分较弱债券发行人的违约事件。“同时，债务管理仍应有全面改革，包括优化法律框架、预警系统、明确标准，做到不仅要‘救火’，更要可持续的‘防火’。”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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