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其消费取向预示着未来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不同种类和程度的“宅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批“宅男”“宅女”。那些一整天不出家门、只坐在沙发上抱着零食看电视的“宅群体”，被称为“沙发土豆”。后来，这种“宅群体”相继出现在日韩等国，再与日语词汇一起通过台湾和香港传入内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越是现代社会，人越有条件去“宅”。“如果没有网络和快递帮我们解决生活需求，怎么‘宅’呢?‘宅’的背后，有一整套健全的供应、保障系统支撑，这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的社会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让人们有条件去逃避现实交往。”

如今，我国的“宅现象”表现形式很多，堪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媲美，只是分布区域不如发达国家普遍，发展程度还比较有限。比如，目前“宅现象”主要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日益普遍的“宅现象”背后的“宅文化”。

文化人类学博士、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建新教授介绍，“宅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消费文化的发达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宅群体”的涌现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象。

“从新型社会关系建构方面，‘宅群体’表现出非常超前的意识状态和组织智慧。他们不愿受制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文化所支撑的组织机制的束缚，而是积极寻找方便进入也容易退出的、更容易发挥个人能动作用的组织模式。”王建新说，这是“宅文化”的核心。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评述，“宅群体”所提供的人际关系模式，很可能数十年以后就是社会的一般模式。除个别有损正常社会道德秩序的个案举动，“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可以理解的。

顾骏认为，“宅文化”是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又分为两类。其中一种是自愿选择，他们觉得“宅”自由自在、心满意足，社会应尊重和包容他们的选择;另一种则是“宅”在虚幻世界里走不出来的，这是心理问题，需要自己克服或者找医生解决。

在大众媒体中，“宅群体”常常被赋予“负面形象”，是问题人群的代名词;“宅文化”似乎代表着惰性和逃避，有一些消极意味。

王建新认为，选择“宅”在家里的人不一定就是心理上或者社交能力上有问题。在现代信息通讯发达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宅生活”，是因“宅”在家里能够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兴趣点上，通过信息手段获取更多、更广泛的交流机会和有效信息。

“既然有了新的技术条件来支撑‘宅’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去完善这些条件，让‘宅群体’幸福感更高，而一定要把他们从家里拖出来呢?”顾骏说。

针对因为基本生活困难才居家不出的“宅群体”，顾骏认为，社会应帮他们创造条件、解决困难，比如创造职业游戏玩家、微博营销等新的就业岗位，实现发展新兴产业和鼓励就业的双赢。

据介绍，在日本，宅群体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受到实业界的重视，很多制造企业都设有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宅群体”的消费状况，并预测其消费取向很可能成为未来趋势。

“‘宅群体’的消费是产业界关注的对象。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统计，2005年日本‘宅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在5000亿日元左右。我个人认为，近年其经济规模应该已经接近1兆日元。”王建新说，社会应该容忍、赞赏并支持“宅群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要使他们因逆反而走向极端。“借用费孝通先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名言，‘宅群体’与其他群体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