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博物馆之“汉代清官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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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6

鲍永,字君长,东汉上党屯留(今山西屯留南)人。其父鲍宣,是汉哀帝时的司录校尉,为王莽所杀,鲍永时为郡府功曹。王莽杀了鲍宣,亟欲灭其子孙,以斩草除根。都尉路平承其讽旨,阴谋加害鲍永,去邀功请赏。太守苟谏是个正直的官员,他非常同情鲍家的遭际,遂将鲍永安排在自己身边为吏,时时加以保护。

汉平帝刘衍自九岁被立为帝,至十三岁时开始对王莽怀有怨愤。王莽便在酒中撒下慢性毒药,使平帝饮后患病,王莽还装模作样地上策书祀告太岳,愿以己身替代皇帝,没几天平帝就死了。王莽举哀服丧,煞有介事,还将年仅两岁的孺子婴立为后嗣。不久,他又假托井中出石,石上有“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字样,并令群臣禀奏太后。太后不信符命之说,太保王舜则坚请,说:“令安汉公行摄皇帝事,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太后不得已,只好答应了。王莽做了三年摄皇帝而篡汉,建立了新朝。他改制复古,倒行逆施,一时天下大乱。鲍永素有大志,因经常在府中向苟谏进陈兴复汉室剪灭篡逆之计,苟谏总是告诫他当心灭族之祸。鲍永虽不能依靠他推翻王莽政权,但内心却十分感激他。及苟谏病逝,鲍永则像他的儿子一样,将他的灵柩送回家乡安葬。一直伺机陷害鲍永的路平,乘机将鲍永的弟弟鲍升逮捕入狱。恰值新任太守赵兴到任,闻知此事,慨叹道:“我受汉禄,不能立节,鲍宣死于义,我岂可害其子?”遂下令将鲍升放了,鲍永仍被录为功曹。一次,有人诡称朝廷侍中来了,下榻在传舍。赵兴正欲前往拜谒,鲍永怀疑其中有诈,劝他不当出府,但赵兴却不理会,驾车而往,鲍永遂拔出佩刀走在前面,才没有出现不测。果然,向天后王莽追捕假侍中的诏书便下达了,鲍永因此而知名。郡里举荐他为秀才,他因与王莽势不两立,没有应命。

更始政权建立后,鲍永被征拜为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抚河东、并州,击破青犊部农民军,被封为中阳侯。那时,鲍永身为将帅,而车舆、服饰却从不讲究,他的部队一上道,路人皆知是鲍尚书兵马。光武帝利秀称帝后,派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召鲍永去其行在。起初,鲍永疑其诈,将认储大伯系之于狱,并派人去长安,才知更始帝已亡。鲍永释放了储大伯,遣散了部队,自己率百余人至河内拜见光武帝。光武帝见他将部队全部遣散,心里很不高兴。时怀城尚未攻克,光武帝便对鲍永说:“腾攻怀城三日而未下,关东人皆喂服卿,卿可往城内说服之。”遂拜鲍永谏议大夫。鲍永去后,向河内太守晓之以理,于是开城授降,避免了一场血刃。光武帝非常满意,鉴于鲍永说降有功,特地将洛阳一座大宅第赏赐给他,他竟“固辞不受”。

建武十一年(35年),鲍永由鲁郡太守被征为司隶校尉。鲍永不愧是一代司隶的后代,他上任不久,就以弹劾赵王刘良轰动了京师。赵王刘良,是光武帝的叔父,曾亲手抚育刘秀兄弟长大成人,新莽末年又随刘秀起事,妻子和两个儿子皆被王莽军杀害。刘秀称帝后,他被封为赵王,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皇亲贵戚。这年中郎将来歙病故,赵王去参加了葬礼,在回来的路上,车过夏城门时,恰与右中郎将张邯的车马相逢在城门中,因道路狭窄,交通阻塞。刘良遂大发王爷脾气,破口大骂张邯的车夫,又将门侯岑尊召去斥责了一顿,并让他叩头马前,羞辱不堪。鲍永闻知,则不顾他是多么尊贵的国戚,仍上疏劾奏他“身为诸侯藩臣,蒙恩入侍,明知岑尊为六百石之帝城门侯吏,而肆意羞辱,逼令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赵王刘良因此被降为赵公。由于鲍永不避权贵,严于执法,使朝廷风纪肃然,公卿大臣莫不戒慎。鲍永还将鲍恢辟为都官司从事,同他一道纠劾不法。这位鲍恢也是一个“抗直不避强御”的猛士,从此,鲍永更是如虎添翼,就连光武帝刘秀也常对身边的人说:“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那时权贵就是如此害怕这两位刚正不阿的小人物。

鲍永为司隶,不仅纠治不法官吏,还不怕触怒龙鳞,论救正直的大臣,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徒韩歆因陈直言被免官,鲍永认为韩歆敢讲真话,不应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遂在朝廷上与光武帝争执起来。刘秀大为不快,将鲍永贬出朝廷,为东海相。后又因“仗量田地不实”的罪名,遭到追究,同时还有许多郡守也因此下狱。光武帝念他昔日的功劳,曾致书鲍永,说:“君日夜冒犯霜露,精神亦极疲劳,以君帷幄近臣,可以兖州牧。”鲍永便往兖州视事三年,病卒。

鲍宣、鲍永父子均为司隶,且以刚直见称,终不能容于权贵,仕途可谓坎坷。可鲍氏到了第三代,境况就大不同了。鲍永的儿子鲍昱,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学习,继承了鲍家风骨。建武初年,太行山中有“剧贼”,太守戴涉患之,后闻鲍昱就是鲍永之子,又有智略,特地登门造访,请他出任高都县长。鲍昱一口承诺,遂率众讨击群贼,诛其魁首,开通了了抵达京师的道路,由此知名于时。中元元年(56年),荆州刺史上表举荐他入朝,光武帝拜之为司隶校尉。光武帝让他在颁发公文时署上自己的姓,要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忠臣之子又为司隶。果然,鲍昱不负众望,在位期间,“奉公守正,有父风”。后出为汝南太守,又作石渠,灌溉田亩,使当地人民很快富裕起来。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鲍昱被召为司徒。建初元年(76年)大旱,谷价昂贵,人民不安。汉章帝刘烬初即位,因问鲍昱:“天旱太甚,何以消灾?”恰值前些年楚王刘英(刘秀子)谋反自杀,此案拖累经年,其在京师的亲戚、诸侯、州郡豪杰被株连诬陷而死,或被徒边的数以千计,此时尚未平息。鲍昱因规谏道:“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异?臣前在汝南,典理楚案,系狱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曾谓‘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徒边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徒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亟欲章帝推行仁政,毋使怨声载道。章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从此一改明帝苛察,事从宽厚,在位十四年,社会民生比较安定,生产也有所发展。这同鲍昱的这一席规谏也是分不开的。鲍昱卒至太尉,活了七十余岁高龄,寿终正寝,是鲍家最幸运的一个。

鲍氏一门,三代司隶,其刚正家风代代相传,成为古代监察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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