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威廉希尔app 公务员频道为大家收集整理了“2013上海公务员申论模拟题：基层医疗服务”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答题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当被问及对十八大报告哪些话印象最为深刻时，十八大代表、静乐县双路乡卫生防疫员王元林脱口而出。

十八大报告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2012年7月20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在中国政府网公布。按照《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将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高血压等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卫生监督协管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和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物报销目录，并实行零差率销售;为公众安全用药提供保障，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

《规划》提出，按照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和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质量水平。

2.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人口数量的国家，能够让“人人看得上病”也是医改一直追求的目标。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超过13亿，基本医保覆盖率超过95%，中国基本医保已经编织了全球最大保障网。这说明“看得上病”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再是奢望。但据权威网站调查，仍有七成网友表示最关心大病医保的范围，仍然“看不起病”。大病是什么?目前，中国各省市实行不同的大病救助范围。但是，在2012年3月22日召开的全国新农合会议上，卫生部长陈竺表示：年底前要全面实施儿童白血病等8个病种的大病保障，还要在三分之一左右的统筹地区，将肺癌、食道癌等12种疾病纳入保障范围。

一个重残，一个大病，唯一一个健康人也年近六旬，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下辖的富诚东里社区居民徐瑞英一家一直在和病魔搏斗。“我就是得了乳腺癌的那个人。”说起自己的病，徐瑞英异常平静。“这是我女儿张维，10年前得了二型糖原累积肌无力症，现在不能站不能走，只能这样坐着，如果躺下来就必须戴着呼吸机才能呼吸。她的肌肉都‘化掉’了，所以才会这么瘦。”

2002年，张维24岁，中专毕业后在一家传呼台工作。忽然发现总是憋气，辗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查出二型糖原积累肌无力。为给女儿治病，老两口花光了12万元积蓄。同年10月，徐瑞英被诊查出严重的子宫肌瘤不得不去手术摘除。因为她一直没工作，也没有医保，治疗费全部自费，又花去1万多元。那时候，全家就只有张树桐一个人上班，一个月1000多元，一家人连鸡蛋都很少买，隔挺长时间才能攒钱给女儿买两根儿童肠补充营养。张维需要常年服药，还要依赖呼吸机，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医生嘱咐，她因为肌无力需要补充蛋白质，也就是说需要多吃蛋和肉，但这对于这个家庭都成了奢侈的事。

徐瑞英下了好大决心才来到肿瘤医院。医生问她：“有医保吗?”徐瑞英拿出居委会送来的一张卡：“我没工作，就这张卡，不知道管不管用?”医生看了看说：“城乡医保卡管用，如果住院，还能报不少呢。”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徐瑞英做了手术。虽然生活依然艰难，但他们一家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

我国基本医保虽然初步实现了全覆盖，但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保障水平偏低，个人自付比例仍然较高。医疗保障水平低，导致个人费用负担重。部分重特大疾病、一些慢性病的门诊费用、部分药品等不在报销范围之内，很多时候仍然需要自费。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起步较晚，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降低医药费用负担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3.“停车难、挂号难、等电梯难、候诊时间长、医生问诊时间短。”京城19家大医院的院长聚在一起，交流自己“当一天患者”的体会。原来，安贞医院、朝阳医院、妇产医院、回龙观医院等19家三级医院的院长均抽出一天时间，到其他医院做了一次普通患者，亲身感受了普通患者就诊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这次体验是各医院间交叉体验，安贞医院院长张兆光特意挑了全国大名鼎鼎的一家医院。让他郁闷的是，一大早就到了这家医院，转了半天愣是没找着挂号处。好不容易根据导医的指引找到了挂号处，还是被眼前人山人海的场景吓了一跳。张院长本想挂的内分泌号早就没有了，他只好选择了骨科。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了六七分钟的问诊，而超声检查一下就预约到一个星期之后了。张院长总结一下：看一次病至少要排4次队，挂号、拿药、检查得交3次费，前后没两三个小时真下不来，可真正看病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三年前院长充当患者看病挂号的新闻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三年来北京市开展了“预约挂号、优质护理服务、双休日门诊和双向转诊等一系列“惠民、利民、便民”的新举措，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经过三年的整治，但是“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很多人抱怨看医生常常3分钟就被“打发”。看病难，已成为去大医院看病归来人共同的感受。像感冒这样的小病，在社区医院就能解决，许多患者也要跑往三甲医院，“小病大看”造成社区医院资源未被合理利用，很多小病在社区医院就能解决，但患者更习惯找大专家。

4.小小一盒药，从出厂到患者手中要经过漫长的“涨价之旅”：药企—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医药代表—医院—医生，各个环节层层加价，回扣现象突出。据调查，很多药品的中间利润普遍在500%以上，有的竟高达6500%!在这些流通环节中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直接推高了药品的价格。药品流通秩序混乱，导致药价贵。多次参与“新医改”草案讨论的北京某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先生(匿名)告诉记者，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十几年前就有了，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现在是名存实亡，一句话，因为这里面医院和医生没有利润。

5.2012年9月3日上午，一名男子携4把刀具在深圳鹏程医院耳鼻喉科砍伤4名医护人员及保安。有网友称，其中一名30多岁的肖姓男医生受伤最为严重，被砍在了头部。其次重伤者为一名20岁左右女护士，她与其他两位受伤者皆为手部被砍。行凶者自称是该医院的一位患者，肖姓医生为其治疗鼻炎，概因治疗结果没达到预期，又不知如何维权，遂起报复之心，以暴力解决。

针对当前“医闹”事件频发，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

某网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完全是因为医生医德败坏。有些医生的医德简直就是令人发指，前几天去我们县医院看病，我话都还没有说完，人家医生就说了我们看不了。你去玉溪看吧!无语啊!好歹你等我把话说完啊!看看现在的医院就是这样的医生。而且现在医院的医生主要是在做买卖，盈利，大把的捞回扣，大量的开进口药，不顾人的性命，我们附近就有四例三人死亡一人终身残废，家里债务累累，医生却说他们已经尽力了等等。

6.面对这一突出矛盾，一些医院自身也在做总结。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西苑医院一份资料显示，该院在2007～2009年一共发生了333例医患纠纷，其中：工作责任心与医疗质量139例，占41.7%。此方面纠纷往往表现在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致，病历记录不及时、不完整，告知不充分或流于形式等。服务态度与沟通109例，占32.7%。主要表现服务意识落后，对病人缺乏同情心，对患者态度冷淡、生硬，或者带着不良情绪工作。医院管理42例，占12.6%。主要反映就诊环境差，流程、布局不合理，造成病人等候时间长。遇到问题缺乏快速解决机制，各部门推诿，小问题变成大纠纷。医院管理不到位，诊疗环节脱节，信息沟通不畅等引发纠纷。不合理用药和检查28例，占8.4%，纠纷主要表现在医务人员大处方，多种药物同时使用，超剂量、超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用药，未及时与患者沟通。其他15例，占4.5%。主要是反映病人对于一些医保政策、管理规定的不理解。

然而，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王云看来，这里面的有些原因只是表象，她认为，根子在医疗体制上。前些年，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医生有了“创收指标”，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由于我国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体制下，医患关系蜕变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非救死扶伤的关系。因此，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发生医疗意外，一些患者就会迁怒于医生。

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李玲教授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卫生机制的问题，在制度设计里，国家没有承担起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拿到体面工资的职责。有些医院尽管是公立的，但要自己挣钱，公益性的一面体现得很不明显。以药养医使医生过度开药和虚开高价药的情况非常普遍，直接造成了“看病贵”，以致于患方将医方当成服务业，花了钱就要有结果。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认为，目前由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在我国以自费主导的体制下，医患双方陷入直接的交易关系中，缺少中间缓冲区，一旦出现人财两空，或对收费不满时，矛盾激化就会将怨恨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引发医患纠纷。

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张文生律师告诉记者，医患之间产生矛盾，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二是由调解委员会举办调解会，通过资料或双方陈述给出调解意见，但这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一方不满意就无效，“现在卫生部门搞的医患仲裁，跟调解性质也差不多”;三是走司法诉讼程序。

事实上，医疗官司中，令人绝望的办案效率，经常使得纠纷失去了畅通的化解途径，从而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然而，该案3年多仍未结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延中今日表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面，有很多是推波助澜的，媒体在塑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和社会信任关系方面，应起到更多的积极的作用。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媒体理应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压器，成为沟通医患的桥梁。

医患关系并非一个“死结”，而是一个“活结”。医患之间，要学会“换位思考”。只有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才能走出信任危机，重建和谐。医患之间的共同敌人是疾病。从根本上说，重建医患信任，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彻底消除医患之间“经济对立”的根源，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医改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