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事实上，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分为四类，分别是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和两限房。其中具有房屋产权或部分具有产权的是经适房和两限房，也就是说，相比于这两种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更具有“济贫”目的，因为它们是针对“更穷”的那一部分人。

[原因]

其一，地方政府对经适房仍然不肯放手，抱残守缺，在住房保障观念上仍然没有一个根本性转变。经济适用房已经不是面积大和小、审核严格不严格、交易不交易的问题，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福利化的坚持表明的是，有关部门仍然没有从政府主导的、以行政干预为基本手段、层层划分组织起来的旧福利体制转变到以被保障对象为主体、尊重受益人选择权自主权、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社会保障理念。

其二，两限房定义不规范，身份模糊不清致使腐败现象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它既不是保障性住房，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这种既不是保障性住房又不是商品房的法律依据却又无从谈起。两限房的申请在民间被称为“陪太子读书”，申请条件的甄别机制由政府制定，申请过程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限价房低于市价的特征必然会招引逐利的富人或有权者投机购买限价房。

其三，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或只给农民工中的“劳模”)，经适房优先公务员，这类制度缺陷严重地扭曲了住房保障建设。福利房是单位分房，而且完全是向有权有势的人倾斜的，有权有实的人福利高，工资也高，权力少的人福利低，工资也低;完全没有单位的人是没有福利的。这种“负福利”状况在各地的普遍存在，严重扭曲了住房保障的建设。

[意义]

虽说保障房供应规模扩大，并不能降低商品住宅的价格，但是，可以调整住宅供给结构，保障中低收入人群有房住。在北京等不少城市，保障房建设采取“捆绑式”，即在商品房小区中配建一定的保障房。与纯保障房小区相比，该保障房项目享有与商品房同等的城市配套条件，这大大增强了保障房的吸引力，并成为保障房成交比例上升的主因。

在城镇化“引擎”中，保障房同样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城镇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农民进城、居住条件改善等，这个过程不仅对保障房，也对相关的配套设施有大量需求，成为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保障房建设规模的加大，也促使相关制度完善。随着大量保障房项目的陆续入市，保障房建设任务中潜藏的质量、分配、管理等问题也会放大，其融资、监管都需要更加严格的制度。因此，保障房的流转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