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打通上升通道，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是让民众放下忧虑、摒弃自私的根本之策，释放了这种生存焦虑，实际上也就释放了人性。

当然，法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

还有多少“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悲剧要上演?何时才能趟过冷漠和懦弱的河流?何时助人为乐能够回归到人性的自然流露?举在半空中的援手，急切地等待着落下的一天。因为，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会遭遇生活的变故，我们都不希望冷漠围观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新华评论

三、模拟题

助人为乐反被诬陷，人们都怕成为第二个彭宇、第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因此，出现了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情况，甚至武汉的一位老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四、参考解析

近来，一些助人为乐者反被诬陷为肇事者，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多次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状况，比如天津“许云鹤案”后，福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再次引发热议。综观这些热议不难发现，仅从道德和心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人对路遇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见，所谓的“纠结”在于，救助伤病者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这种疑虑之下，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为“忧”。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彭宇案”引发了社会道德滑坡，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也恰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我们社会在帮助他人的问题上已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人素质和社会压力。诬赖现象反映了某些人素质不高，但更大程度上是转移风险和压力的缩影，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医疗没有保障，在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很多老人及其子女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选择诬陷他人。

第二，司法判别有失公正。南京彭宇案的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结果直接影响人们对助人后果判断。在这两起案件的审判中，法院“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和对“和稀泥”式审理结果的追求伤及了社会公平正义。如此司法行为，即使被告人最终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人们担心惹上耗时费力的官司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社会氛围影响。一些媒体在报道彭宇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放大了社会道德滑坡，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们在遇到倒地的老人时都不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争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提升道德水平。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更不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救人官司”而失色。从长江大学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3名大学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再到“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奔忙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的温州市民，无数英雄的义举让人坚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仍是社会主流，善念与真情依旧蕴藏众人心中。政府和媒体应加大对此类事件的宣传，积极匡扶道德和正义。

第二，司法判别公正。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扶起老人容易，"扶起"道德难，要想匡扶道德、匡正良知，要靠司法的支撑。只有司法在判决此类"扶老"案件的时候，给人信心，给人方向性指引，让人消除做好事的风险和成本。

第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与引导。在一个众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时候，需要政府代表社会公信力来发声、发言，来明确要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要奖什么又要罚什么，就算小题大做也未尝不可。

第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建立完善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政府出台相关的指南，民众及时学习已经出台的指南，响应《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要求，发现老年人跌倒时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总之，解决助人为乐与助人为忧的疑虑，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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