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内地将在今后2年到3年，初步建立新型完善的医药采购管理体系，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省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这是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会议上披露的新信息。卫生部表示，将借鉴国际上药品采购的成功经验，探索有效方式，推动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并继续对各地加强督导检查，及时纠正和处理发现的问题。

近几年来，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媒体人士及普通民众在讨论看病贵问题时，都一致地将炮口对准了药价虚高。公众普遍认为，药价虚高导致了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加重了患者负担。在药价虚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现实困境面前，官方表态，将以省为单位来进行药品集中采购，以减少商业贿赂，降低药品虚高价格，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由此，一个基本的前提就不可或缺。何谓药价虚高?这是一个很难绕过的焦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卫生医药改革的最终使命是将“药价虚高”清理出当前的这一社会体系。那么，就自然有必要给“药价虚高”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一种药品，从成本价格到出厂价，最后到医疗机构的零售价格，都应该设立一种官方的价格比例。这种价格比例，应该由政府部门来制订。一旦药品价格超出了这一官方标准，就应该被判定为药价虚高，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与介入。

没有这种具体的量化标准，药价就很容易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利益动机驱动及程序监督失位的背景之下，变得很难控制，令公众苦不堪言。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境是，因为缺乏一种标准，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分清楚什么才是不正常的药价(药价虚高)。

所以，只要明确了合理的价格水平，在合理与虚高之间定一个分界线与警戒线，就能够让公众看得明明白白。药价想要再借机虚高涨起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那些卫生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药品的生产成本、利润水平、制作水平、质量分析、使用的利弊，这些内容都会被视为一种公共信息，由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向公众发布。在这种治理环境中，即使一些药品价格很高，也不会被认为是虚高，这是可以借鉴的良好经验。

4.恐怕没有什么改革，能够像医疗改革这样牵动各方人心。和教育、住房并列，跻身三座大山之列的医疗卫生，成为群众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医务人员不满意的“老大难”问题。2008年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医改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医改千头万绪，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则是药价虚高。药厂为谋求高定价，百般游说，各显神通。高药价因为其中浮利甚多，就容易成为中标对象。高药价又因为利益空间大，“返点多”，容易成为医生处方中的首选，等等。可以说，虚高的药价，成为万恶之源，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医疗市场秩序，而且对医德败坏，也要负相当的责任。问题是，虚高的药价，是怎么核定并批准的?从轰动全国的“齐二药”案中，可窥出药价虚高之一斑。“亮菌甲素注射液”由齐二药厂以5元出厂价卖出，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为46.1元。而其中获利最多的一个环节，是药品批发商5元从齐二药厂拿到货，以33.84元的价格卖出，利润率达577%。如此暴利，有无监管?说是监管失灵，哪个相信?有关部门是否充当帮凶?对药监局的反腐，曾经一度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以绥靖的态度来保持稳定，可以想见，问题有多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医生的合法待遇并不高，与他们身负的重任和较大的劳动强度并不成比例。不过，各种灰色收入，支撑了他们的“职业自信”，这种集体性失范，板子只能打在体制上面。医生不能成为医改失败以及不合理的医药制度的替罪羊，这应该成为共识。在笔者看来，新医改，首先要反思药价何以虚高，如何避免虚高。在定价失灵方面，药监局、发改委、物价局，都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必须厘清。如何加强对这三方的监管，对偏离价值的过高定价能否问责，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5.突破规定加价率销售药品。某省规定，乡镇卫生院销售药品实行加价率和最高零售价双控管理。但调查的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仅执行最高零售价，突破了规定加价率。如某卫生院销售左氧氟沙星，进货价格为每瓶1.74元，销给患者的价格为每瓶17元，大大超过当地政策规定的35%的加价率，每瓶多收了14.65元。另一乡镇卫生院销售阿齐霉素，进货价格为每支1.60元，卖给患者的价格为每支12元，每支多收9.84元。

药品市场价格较为混乱。一是农村定点医疗机构之间药品销售价格差异较大。有些县没有实行统一招标采购或集中配送，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自行通过医药公司采购药品，在国家规定的最高零售价范围内自行制定销售价格，造成农村定点医疗机构之间药品价格差异较大，农民感到药品市场价格混乱。二是乡镇、村定点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价格普遍高于农村零售药店。农村零售药店进货渠道多样、进货环节较少，甚至以较低价格从厂家直接购进药品，并针对不同销售对象采取不同折扣等方式灵活制定销售价格。而农村定点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间环节较多，层层顺加作价后，导致销售价格普遍高于零售药店。如维C银翘片，生产厂家同样为贵州百灵制药公司，某乡镇卫生院的销售价格为每袋1.0至1.2元，而零售药店价格为每袋0.5至0.6元。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报销20%之后，药费仍比药店买药贵，弱化了新农合的吸引力，影响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卖高价药现象普遍。部分乡镇卫生院作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获取自身经济利益，普遍存在片面追求药品差价，给农民开高价药的情况。如同样是抗生素类药品，青霉素系列普通青霉素钠零售价格为每支1元，而氨苄西林钠为每支9元。如头孢系列药品，头孢唑林钠零售价格为每支1.8元，而头孢曲松钠为每支8元。这种“不选对的，只选贵的”的行为，增加了农民就医负担，降低了参合农民的受益水平。同时，也导致新农合次均住院费用大幅增长，如某省2008年次均住院费用为1857.03元，比2007年1678.84元增长了10.61%，客观上增加了新农合基金的支出压力，基金运行难度加大。

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与实际执行价格之间差别较大。为鼓励廉价药物的生产、使用以及保证药品质量，促进医药工业健康发展，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部分廉价药品最高零售价时保留了一定空间。而一些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以占有市场为目的，往往大幅降低此类药品的销售价格，导致部分廉价药品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与实际执行价格差别较大，这种现象在农村医药市场还较为普遍。如某卫生院销售的左氧氟胶囊，每盒进价为14.2元，按照药品统一配送政策顺加30%加价率后执行的实际零售价为18.46元，而规定最高零售价为每盒24元，比实际零售价高5.54元。复方丹参片每瓶进价为3.9元，顺加30%加价率后执行的实际零售价为每瓶5.07元，而最高零售价为每瓶7.6元，比实际零售价高2.53元。某乡镇医院实行招标采购药品，葡萄糖注射液的中标价格仅为每瓶2.4元，按照差别差率政策规定的35%的加价率销售价格为每瓶3.24元，而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为7.8元，两者相差4.56元。

医疗服务乱收费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乡镇卫生院重复收费、提高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行为时有发生。如某医院在收取患者静脉输液费的同时，重复收取输液器材料费用。一些医院在节假日进行X线透视检查时，收取检查费用的同时加收急诊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