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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河南省东部的郸城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0年该县耗资近千万元在县城中修建了一条观光窄轨铁路。然而.这条被列为郸城县2010年重点工程之一的公益项目。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群众戏称：“这是一条‘沉睡’不醒的观光铁路。”据悉，有40多年运行历史的许昌至郸城小火车窄轨铁路于2009年停运，由于该铁路为县域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无数郸城人呼吁将小火车改为旅游线路，郸城县才有了这一“形象工程”。由于沿途无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可看，且该铁路2010年12月试运行第一天就翻车，所以这条铁路并没发挥任何作用，也没给地方政府创造半分钱的经济效益。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虽然各地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良莠不齐，其中不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官员存在“喷漆”式的政绩观，急功近利，沽名钓誉，频频出现政绩冲动，大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2.春节是老百姓阖家团聚的温馨节日，昆明市却接连发生与这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相悖的事故。2012年1月，多个县(市、区)部分区域连续发生停电现象，电力客服热线难以拨通、抢修行为迟缓不力、主要领导缺岗缺位，在大过年的喜庆日子里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此次停电事故，折射出相关部门和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个别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遇事不以人民需要为出发点，喜欢摆官架子、花架子，凡事“捂、拖、推”，说一些空话、套话、废话，甚至是假话。官僚主义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违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3.近日有网帖称：“陕西贫困县汉阴县国土局为36人建设一座面积4000平方米的办公楼。”经调查，汉阴县国土局在新办公楼建设上确实存在面积严重超标等问题。对于一个贫困县里的科级单位，建设如此超豪华办公楼，动用了上千万元巨款，我们不禁要问，这座豪华办公楼的建立，在立项、报建审批、工程招投标等一系列程序上是如何被批准通过的，谁将为此担责?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1月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县(市、旗)级副职：每人使用面积l2平方米;直属机关科级：每人使用面积9平方米;科级以下：每人使用面积6平方米。汉阴县国土局平均每人耗资近28万，对照发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它的办公用房面积不但远超县级领导，也大大超过了省部级领导。

4.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5月8日举行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共有十三名消费者代表与会，其中十二位代表身份涉嫌造假，有的用退休干部充当下岗职工，有的用酒店董事长扮演退休职工，甚至连律师代表的真实身份也无法查证。最搞笑的是，会上唯一反对涨价的代表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为此.他向主持人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

政府弄虚作假，为的是粗暴剥夺人民的话语权。如果连听证代表的身份都敢造假，听证会哪里还有公信力可言?听证还有什么意义?当局既然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老百姓也不能不怀疑：申请涨价企业提供的数据是不是假的?物价部门的成本监审报告是不是假的?今后谁会对听证会抱有希望?

5.2012年1～7月，武汉市立案查处贪污腐败案件328件.涉及局级干部7件、处级干部52件。武汉市纪委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通报了这一情况。这批贪腐案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4人，移送司法机关41人。与此同时，武汉市继续加大对“庸、懒、散”的追责力度。

6.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理念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效率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价值导向，GDP成为考核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一方面，片面的追求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政府在得到巨大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得不为环境的日益恶化买单;另一方面，政府不顾地方的实际情况，片面地追求效益，城市得到了发展，却忽视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经济总量得到了发展，却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公正。评价方式的单一，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的公平的矛盾，使得绩效评价陷入被动。

英国一直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下一步行动方案”运动扭转了80年代以来的“效率战略”改革方向。l988年撒切尔政府明确提出在部门内部设立“执行机构”，赋予执行机构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工资待遇、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同时，为了弥补执行机构责任机制上的漏洞，政府还提出对执行机构的绩效状况进行定期评审并将结果公之于众。之后梅杰政府推行了“公民宪章”、“竞争求质量”运动，这些改革措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质量和为公众服务的改革思想。

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科学管理工具的运用，以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其政府绩效评估是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的，评估由联邦政府各部门到所有州政府再到县一级政府，逐步深入发展。

在美国，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主要是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机构。其中，民间机构也是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坎贝尔研究所以及各高校。国会将依据政府各部门的绩效表现决定对该部门的财政拨款，而政府的上级部门则根据绩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该部门放松规制、下放权力等。民间机构进行评估后的结果大多是向社会及公众公布，让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工作绩效有更清楚的了解。

日本现在实行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中央政府引入“再评价制度”对六省厅的公共事业实施评价。其后，各省厅在自行对公共事业评价基础上，确立了各自的再评价基本方针与重要内容，并相继发布法律法规推进评估的组织化、规范化。由于日本政府对绩效的考核侧重于事后评估，为减少损失，日本于2002年实施的《政府政策评估法》，建立了包括福祉、安全、环境能源、劳动消费生活等11个领域99个指标的东京市政府政策评价体系，强化了事前评估制度。

7.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正在进行一场被认为是中国最“伤筋动骨”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2012年7月中旬，第一批179个审批项目被取消。更令外界意外的是，50多个政府部门的家底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1120个审批事项被清理出来，“翻箱倒柜，不留任何死角”。广东省人大已经通过了修订有关法规的决定，涉及地方性法规的第二批审批事项调整目录正在按程序报批。

地方无权取消中央规定的审批，被认为是审批改革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广东这次是如何做到的?过去十年，广东的审批改革搞了不下四轮，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此番痛下杀手“割自己的肉”，能做到釜底抽薪吗?

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309号的广东大厦，是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编办”)临时办公所在地。过去9个月来，这栋大楼的灯经常到夜里两三点还亮着。

“很多同志的近视度数都加深了。”省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对记者说。由省编办这个相对超脱的部门牵头审批改革.尚属首次。“过去都由发改委牵头，但发改委本身的审批事项是所有部门里最多的，让他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

广东省编办接到牵头的命令，是在2011年11月“汕头会议”后不久。这是一次广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结部署大会。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席话，被认为是吹响了本轮行政审批改革的号角：“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工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

“汕头会议”一个月后，广东省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广东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同时退出历史。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亲自担任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先联席会议里的几十个部门首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超脱的“专家型”官员如省政府、省委政研室的副主任等。

改革力度也前所未有。刘光大回忆，省编办是倾全办之力，总共有五六十人参与这次改革。过去的审批改革大多依赖部门自报，一个部门真正有多少审批事项，谁也理不清。这回，省编办不打算再做“好好先生”。

自报过程的严苛，还体现在表格制作上。必须填报是否含子项、收不收费、办理时限等内容。“尤其是设定依据，必须列明是法律法规，是部委的红头文件，还是编办的‘三定’规定，要写得一清二楚。”刘光大说，这样才能看出这个事项是不是依法设定，是否有充分依据。不仅如此，纵向来看。表格中分为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不在审批范畴的行政执法事项、日常管理事项，这是为了防止有些部门偷梁换柱。

果然，第一轮自报上来，有些明明一看是审批项目，却列到日常管理里边;瞒报、漏报更是不少。有的部门报了个母项，但里边却藏着若干子项。一位知情人透露，广东某市一个部门只上报了一个审批事项.最后发现这个母项目下有44个子项。

刘光大说：“如果不把子项清理掉，母项是清理不掉的。”

可是.怎么甄别呢?广东省编办一是找企业、社会组织座谈，做调查表，听反方意见，甚至直接打电话问。例如，听说医院进口医疗设备都得经过卫生部门层层审批，刘光大觉得不可思议，就挨个给医生朋友打电话，询问有无这个审批，应不应该保留。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开渠道查，如到这些部门的行政服务中心暗访，到官网上查查一项审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审批项目总算被倒了个底朝天，新麻烦又来了——很多审批项目的依据张冠李戴。刘光大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去查原始文件，光法律法规的资料汇总就好多本。就这样来回，光自报就报了两三次.一共清理出1120项。

8.以往的审批改革放内不放外、放小不放大。这次，省编办接到的指令是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坚决下放：“凡是市场和社会能自我调节的坚决取消;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是咨询委员会专家，他对记者说：“改革以取消为主，动刀的部位非常明确：投资、社会事业发展和非行政许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再捆住企业的手脚怎么激发市场活力?”

但要从自己身上割肉，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丁力回忆，一些部门在存废问题上三番五次扯皮，说得最多的一条拒绝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帽子都很大，但安全的边界在哪儿是很难界定的。”

省编办展开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施压策略。打头阵的，是设在省编办下边的三个工作小组，光跟部门的协商会就开了九百多场。

专家，是省编办祭出的第二大“杀手锏”。觉得哪个项目该取消，一般都会附上专家意见。刘光大说，开大会时，有专家在和没专家在，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专家在，能发挥专业和社会监督作用，如果不在就少了很多避忌。”

工作小组如果还是协调不下来，就会请广东省编办主任亲自上阵。可编办跟各个政府部门属于平级单位，有关部委起草的，部委通过立法过程固化部门利益。”黄挺说。对于广东主政者来说，要想破解阻力，首先必须获得国务院及各大部委的认可。

2012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跟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谈起政府放权改革的阻力时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两会期间.广东省委领导曾特地拜会国家工商总局。之后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了一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工商总局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创新力度最大的文件。其中重要内容，是支持广东在特定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

2012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给国务院写信，请求给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同时，一份涉及中央法律法规的广东审批事项目录，也提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

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在年初看到了这份要上报给中央的材料。广东省委领导给国务院写信后不久，就收到了肯定答复。温家宝、李克强、马凯等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部委支持并大力配合广东的改革。

中央力挺，给广东吃了颗定心丸。2012年7月17日，广东省召开行政审批改革动员大会，发布第一批调整的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取消179项审批项目，转移55项，下放115项，委托管理5项.要求年底前全部实施。

9.广东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提速，始于2009年。当时广东仍未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缓过神来，要想转型升级，解决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路子只有一条：在党和政府自己身上“动刀”。

第一个突破口是大部制。深圳和佛山顺德率先获得试水资格。顺德搞“党政合署”，41个党政机构精简为16个，当时舆论惊呼“石破天惊”。

但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人发现，部门合并后，职能依然没有多少转变。“‘三打两建’可以惩治腐败，但政府职能如果不转变，打掉一批会很快成长一批。”丁力说。

“瘦身”只是物理变化，“减负”这个化学变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定要使政府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得到纠正。最关键的就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陈鸿宇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顺德。2011年8月，顺德成为广东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试点，提出“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培育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从大部制改革走向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改革起草者看来，既是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必然路径选择，又为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部门整合之前，本身的审批权限比如只有10项，清理阻力就大，但几个部门合并后，加起来可能有100项审批，清理掉几十项是可以接受的。”刘光大说。

2012年广东进一步推广顺德经验，扩大大部制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广东省要求，2012年年底前完成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市一级要在2013年一季度、县一级要在明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为了防止审批像割韭菜割而复生，审批事项的转移、监管办法正在制定中。外界的另一疑问是，审批没了，官员们是否没活可干了?刘光大说，过去以审代管，审批完好像就完事了。“谁审批、谁监管变成一句空话。”

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人严监管”转变。刘光大说：“到时候，会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河边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

他们不愿放也没办法。这时，编办会把这些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一起，交给省领导拍板。但行政一把手上阵，也不一定就能协调下来——有些部门说，这涉及省里的法律法规，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权动。丁力回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能源定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取消.但省发改委认为，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

省里的法律法规好说，中央的法律法规怎么办?听说连中央的审批也可能被革掉，一些部门开始进京“上访”。咨询委员会成员黄挺告诉记者，很多部门把中央部委拉出来，然后部委跟省里讲，这个项目不能撤销。

2004年，时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李玉斌在媒体访问中说：“就全国而言，审批项目总数的60%，是由国务院部门规章以上层级设定的，地方设定的不过40%。而地方对中央的审批项目又无权变动。”

中央部门一个重要的扩权渠道就是部门立法。“很多本该由全国人大起草的法律，都是由有关部委起草的，部委通过立法过程固化部门利益。”黄挺说。

对于广东主政者来说，要想破解阻力，首先必须获得国务院及各大部委的认可。

2012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跟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谈起政府放权改革的阻力时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两会期间.广东省委领导曾特地拜会国家工商总局。之后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了一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工商总局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创新力度最大的文件。其中重要内容，是支持广东在特定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

2012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给国务院写信，请求给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同时，一份涉及中央法律法规的广东审批事项目录，也提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

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在年初看到了这份要上报给中央的材料。广东省委领导给国务院写信后不久，就收到了肯定答复。温家宝、李克强、马凯等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部委支持并大力配合广东的改革。

中央力挺，给广东吃了颗定心丸。2012年7月17日，广东省召开行政审批改革动员大会，发布第一批调整的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取消179项审批项目，转移55项，下放115项，委托管理5项.要求年底前全部实施。

9.广东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提速，始于2009年。当时广东仍未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巨

大冲击中缓过神来，要想转型升级，解决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路子只有一条：在党和政府自己身上“动刀”。

第一个突破口是大部制。深圳和佛山顺德率先获得试水资格。顺德搞“党政合署”，41个党政机构精简为16个，当时舆论惊呼“石破天惊”。

但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人发现，部门合并后，职能依然没有多少转变。“‘三打两建’可以惩治腐败，但政府职能如果不转变，打掉一批会很快成长一批。”丁力说。

“瘦身”只是物理变化，“减负”这个化学变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定要使政府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得到纠正。最关键的就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陈鸿宇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顺德。2011年8月，顺德成为广东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试点，提出“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培育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从大部制改革走向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改革起草者看来，既是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必然路径选择.又为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部门整合之前，本身的审批权限比如只有10项，清理阻力就大，但几个部门合并后，加起来可能有100项审批，清理掉几十项是可以接受的。”刘光大说。

2012年广东进一步推广顺德经验，扩大大部制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广东省要求，2012年年底前完成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市一级要在2013年一季度、县一级要在明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为了防止审批像割韭菜割而复生，审批事项的转移、监管办法正在制定中。外界的另一疑问是，审批没了，官员们是否没活可干了?刘光大说，过去以审代管，审批完好像就完事了。“谁审批、谁监管变成一句空话。”

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人严监管”转变。刘光大说：“到时候，会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河边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

10.2012年9月14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对外发布。蓝皮书中引用了2010年9月北京大学、耶鲁大学等多家机构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09年度)》报告。

在30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只有12个单位及格，及格率仅为40%。北京、天津、广东的行政透明度位列前三，得分分别是76.5分、75.5分和74分。在43个受测评的国务院下设机构，仅有银监会、商务部勉强达到60分及格线。位居倒数第一、第二的监察部和铁道部得分仅为12分和24分。

蓝皮书专家组分析称，随着个人网站、博客、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信息源头更多更广。近年来，网上曝光的事件呈现出“没有处理结果就决不罢手”的态势。网上舆论已经形成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对当事人特别是负有管理责任的公权力形成压力。蓝皮书认为，一些部门没有信息公开的概念，极端轻视公众的判断力，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相关部门应通过信息公开，增强行政透明度，打消公众的疑虑。

2012年9月，云南省昆明市侨务工作“双百计划”帮扶困难归侨侨眷听证会顺利召开。会上，昆明市外侨办副主任张晓明作为听证会决策发言人在会上介绍了“双百计划”的有关内容、依据及背景情况.并就听证代表的质询和提问给予解答。张晓明在总结发言时称，尽管参会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岗位，但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帮扶让他非常感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进一步完善《实施细则》的相关内容，并将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并细化到工作流程和内容中。只有把实际情况摸清楚了，才能保证后续的分析和综合不偏不倚。深入实际，求得实情，需要从机关里走出来，从主观臆想中跳出来，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需要紧紧抓住关键信息、重要苗头、主要矛盾不放，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南表及里的思考和研究。只有这样，调查研究才能从上面沉下去、从表面钻进去，深人了解真实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基层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情况、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领导干部提高素质与能力、磨炼作风的大考场。调查研究既要“身入”又要“心人”，真正深入基层。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调查研究只有掌握基层第一手材料、真实感受基层生产生活，才能发现基层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在机关难以听到、不易看到甚至想象不到的新情况，获得观察问题的新视角、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而“做客式”的下基层.浮光掠影，不仅难以了解基层实际、发现基层问题，还容易产生与实际不符的感受和认识。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对基层的情况全面掌握了，才能有效解决基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满足基层群众期盼。

在2010年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工作会议上，韩正说：“2011年是上海改革创新的突破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篇大文章如何扎实推进，迫切需要广大专家学者迸一步贡献聪明才智。要聚焦重点、突破难点，充分发挥决策咨询的参谋助手作用，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在“十二五”规划制订过程中，上海组织开展了数十项重大课题研究，通过多方比选，为规划制订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论证。当前，上海在一些重大决策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就业影响评价，更加全面地对项目进行评估。同时，上海还致力于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囊网络。

2012年9月12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南京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宝表示，南京市人大重点加强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程度高的部门的监督，加强对政府性资金和社会公共性资金使用的监督，加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监督。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表示，市政府主动接受人大执法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市政府领导频频参加市人大、市政协的各项通报和会议活动：与市人大建立重要情况定期通报制度，每年选择1～2个议题提请人大审议决定，每1～2个月由市长或一位副市长向市人大通报有关工作。

11.2012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适应时代召唤、人民期待、社会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创新政府管理，努力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程中走在前列。

申论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广东省在行政审批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15分)

要求：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不超过200字。

二、以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为例，分析这些国家在政府绩效管理方面给我国带来的启示。(20分)

要求：层次清晰，分析合理，语言准确。不超过250字。

三、假如你是某市市政府的一名决策咨询特聘专家，请根据给定资料10，就健全行政决策程序提出具体建议。(25分)

要求：分析条理清楚，措施得当。不超过300字。

四、根据给定资料，以“创新政府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3.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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