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姜勇认为，“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刘应平认为，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就业限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向 “市民待遇”靠拢。但是， “市民待遇”不是单项指标，而应是一个综合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精神文化权益的保障。

5.芦山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小县，总人口11.8万，其中农业人口9.3万。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5万，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7万，占打工人员的68%。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09年年底，返乡农民工约4800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19%。2010年春节后，返乡农民工中约有1100人又进城找到了工作，占返乡农民工的22.9%;约有2100人已在本县企业就业或就地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43.8%;还有约1600人尚未找到工作，在家务农等待时机外出打工，占返乡农民工的33.3%。

芦山县的青江村、草坪村、大同村、新庄村四个村总人口10973人，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600人，占总劳动力的55%，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960人，占外出打工人数的75%。截至2009年年底，约23%的农民工620人返乡，其中，约有420人于2010年春节后去外地和本县企业打工，120人返乡创业，约12%的返乡农民工80人尚未找到工作。据了解，农村青壮年多数不愿在农村务农，想去城市就业。他们认为，现在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资大大“缩水”，但仍可月挣七八百元，比农村务农强得多。更何况，土地有父母或者亲属照管，现在要趁年轻出外闯荡，拼命挣点钱拿回家修房子、讨婆子(结婚)、供娃子(读书)，干不动了才回乡种地养老。

〖=2〗据统计，四个村农民打工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农民有了钱就修新房、添新家具、买家用电器，把家里装饰一新。外出打工是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6.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农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制约因素。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落差很大。如目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西部高1.73倍，比中部高1.48倍。

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成为农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村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贸物流配套不齐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

7.程老师所在的乡镇和四川省巴中市只隔了一座山，真可谓山大沟深，交通异常不便，经济也很落后。如今村里有个风俗，就是哪个小伙把媳妇娶回山里的家，反而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因为有能力的小伙子都被山外的姑娘看上，做了上门女婿。外出务工者赚钱都想办法在城里买房子安新家;村里修路，这些外出务工的都不愿意掏钱，说他们不愿意再回来，庄稼地和家里的老房子早都托付给还留在村里的父母或者亲戚。“这些年轻人几乎从村里都跑光了，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在山外的城市里上学生活。”程老师说，村上小学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想办下去也困难。以前小学有六个年级，现在只有一至三年级，还是四个村的小学合并在一起的，总共也就二十多个学生。老师就程老师一人，进行复式教学。

程老师说，以前还听说教育局要给学校增加投资，但看到学生不停流失，这个想法连程老师和村民也放弃了。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创未来。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考试升学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从2006年起的两年内，实现农村地区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一惠民政策为农村孩子的求学铺平了道路。但在现实中的农村，师资短缺、教师素质偏低的现状依然存在，教学质量的徘徊不前，让许多农民不得不作出了让自己孩子进城读书的抉择。有的父母为了实现自己孩子进城 “留学”的梦想，在城市内艰难谋生。

8.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

“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享受到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享受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

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

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不过，这一模式也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行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9.土地，是传统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观念的转变，大批青壮年农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抛荒和半抛荒的现象严重。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背景之下，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便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

现在土地是农民生老病死的依靠，土地仍然起着社会保障的首要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影响土地本身财产价值的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物质手段，是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依据和基础，土地的生产职能只能受制于它。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职能的要求是重合的，但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土地的保障职能便处于压倒地位。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农民离开土地后使其成为支持农民生存的一个手段，也能够有效防止农民离开土地后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社会保障而言，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展缓慢，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以外，绝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松散，农民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才会真正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