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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驯服权力，要警惕民粹，更要警惕权力和民粹狼狈为奸绑架改革。

放眼当下改革，有两种看得见的阻力，阻碍着改革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一种阻力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明摆着的，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阶层，他们是旧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其既有的利益都依附于那种权力集中、弊端重重的旧体制，他们当然不愿放弃嘴中的肥肉，不愿放弃专车，不愿公开财产，拔一根毛都不愿意。另一种阻力每个人也都能感觉到却不一定愿意承受，就是网络上的民粹主义。

这些情绪化、狂热的匿名者以键盘为武器，扛着“反权力反富豪反精英”的大旗，以“劳苦大众”的弱势受害者身份自居，逢权必反，逢富必骂，逢精英必唾弃，逢专家必嘲弄，逢涨价必抵制，不满一切带着强者标签的符号。他们利用多数的优势，匿名的盾牌，“反抗不公”、“杀富济贫”的道德优势，提一些反改革反市场反法治的要求，阻碍市场化的改革努力。

民粹主义并无恒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有的只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有的是兜售一些极端主义主张，而有的甚至怀念文革，常在网上网下为文革招魂。

上述两种阻力，分别指向不同的改革价值。权贵阶层主要阻挠的是法治化进程，因为在旧体制中，他们是能够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特权阶层，他们就是从“反法治”中获益的，确立法治至上的地位，就会收回他们的特权，将其关到法律的笼子中，权力的手被绑上，就无法肆无忌惮了——所以，法治是权贵眼中最大的敌人。而民粹主义，则将矛头指向市场，他们固执地认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在于市场，市场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市场的失意者、失利者、失败者——所以，民粹主义将市场当成了敌人。

这两种阻力虽然可怕，但我觉得，中国改革前行的最大阻力也许并不是其中的某一种，最可怕的阻力、最令人担心的改革倒退在于，这两种阻力可能联合起来互为同盟，结合成一种可怕的“反改革怪兽”。也就是说，改革最大的敌人是权力与民粹的合流。

什么是权力与民粹的合流?

这不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概念，而是在现实中已有表现，就是权力阶层与网络民粹主义联合起来去阻碍“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权力阶层利用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力”，而民粹主义则利用权力阶层手中的决策权，将“民意的道德优势”和“权力的决断优势”结合起来，将反改革的理念变为实践，拖改革的后腿，开历史的倒车。这样结合起来，很有欺骗性，一方面似乎有着“民意支持”的道义正当性，有部分民意的支持，有专家的论证，占领着道德高地;一方面突破正当程序和制度规范，绕过舆论和制度的监督，绕过法律，冠冕堂皇地作恶，理直气壮地拍板。

某些权力是反法治的，民粹主义是反市场的，而中国改革又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深化——于是，权力和民粹就从这个方向中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其实，民粹并不喜欢权力，因为民粹同样是反腐败、仇恨权力的;权力当然也并不把民粹当朋友，那些资源的垄断者，内心其实瞧不上披着民意外衣的“穷人们”。但他们竟然找到了彼此可以互相利用的价值，于是一拍即合臭味相投：权力把民粹当作“民意的人肉盾牌”，而民粹将权力当作实现“均贫富”的工具，于是一种叫“权力民粹主义”的怪兽横空出世。这种怪兽，公众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之前，这种怪兽在中国制造了至今让人不堪回首的灾难。

一些不合市场不合法治方向的政策和决策，打着民意的旗号招摇过市，名为“为了民众”，实际是权力自肥。这些决策，往往带着“劫富”的特色，把矛头指向市场和富人。可这些“劫”到的“富”，并不是用于“济贫”，而是落到了权力的腰包里。民粹不过是权力实现“反法治”的工具，是权力绕过法治的堂皇借口——而民粹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的不是正义、公平和财富，而仅仅是一种“报复市场”、“修理富人”的渲泄感。

其实，如果只存在权力的阻碍，倒不怕，虽然这个怪兽很强大，但在滔滔改革洪流下，民权日益彰显，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公然作恶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单纯是民粹，也不是大患，它只是一种“多数人暴力”的舆论声浪，虽强大，虽然能绑架舆论和政府，却没有直接的行动能力，也会受到理性声音的约束。最可怕的是两者合流，民粹成为权力反改革的肉盾，权力成为民粹的牙齿，加上一些无良专家的论证，妖孽们便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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