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主要作品：

白居易吧自己的诗分为4类：讽喻、闲适、感伤、杂律

《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轻肥》《买花》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着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琵琶行》写作背景

白居易生活在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很尖锐，外族不断入侵，自安史之乱后，国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朝廷宦官专权跋扈，藩镇割据作乱，统治阶级内部朋党之争日益加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日渐衰微，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白居易早年避乱江南，接近人民，对政治的混乱，人民的疾苦深有感受。他为官有“兼济天下”之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担任左拾遗(谏官)，多次向唐宪宗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时弊的措施，同时他又写了揭露黑暗政治，反映人民疾苦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结果触犯了掌握军政大权的豪门贵族，引起唐宪宗和一些权臣的恼恨。元和九年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闲职。

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了宰相武元衡，向中央政权示威，白居易认为这是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率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但都被权贵们加上“越职奏事”的罪名，又造谣诬蔑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明教”，于是贬为江州刺史，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九品小官)。白居易获罪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他写的针砭时弊的讽谕诗，正如他自己所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对于这次遭贬，诗人既感伤又愤慨。到江州后一年的生活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世态炎凉，他有满腔的怨愤无处倾诉。这首诗是诗人贬职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秋天写的，当时诗人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