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场景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是工价的低廉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就表示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经过红头鬼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