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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原籍浙江嘉兴，生于江苏苏州。字秉甫，号衡山。7岁在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十三四岁时曾随祖父在江苏洞庭西山住过一段时间，做了不少诗词。戊戌变法前后，沈钧儒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等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毅然把青年时代所作的诗稿付之一炬。1900年父亲病故后，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陕西学政使任所当文书。当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沈钧儒认识到中国必须从政治上加以改革才有出路。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了举人。1904年参加会试，中进士，成为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

1905年，清政府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于同年9月入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1907年沈钧儒学成归国，从事君主立宪运动。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浙江省设咨议筹办处，沈钧儒被委派为总参议。190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浙江省成立咨议局，沈钧儒当选为副议长。同时，沈钧儒还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聘请许寿裳为教务长，鲁迅为理化课教员。他还与褚辅成等组织立宪国民社从事立宪活动。1910年2月，沈钧儒以浙江省咨议局代表的身份，参加各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到北京，认识到清廷立宪是一骗局，乃对清政府幻想破灭，开始转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浙江光复，成立都督府，沈钧儒担任警察局长，严词拒绝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圈地的无理要求。1912年1月，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沈钧儒当选为省议员，参与制定《浙江省临时约法》;3月，被任命为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5月，经褚辅成介绍，沈钧儒加入中国同盟会。

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1913年初，由浙江省议会推选为第一届国会浙江省候补议员，4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钧儒积极参加了倒袁护法斗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好友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沈钧儒应张耀曾之邀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

1917年张勋复辟，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召开护法国会非常会议，沈钧儒由候补议员递补为国会议员，并辞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之职，随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广州。1920年，沈钧儒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

五四运动期间，沈钧儒曾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

1921年，沈钧儒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主笔。

1922年4月去北京出席国会会议，一度担任参议院秘书厅秘书长，并被推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沈钧儒回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1924年9月又与拒贿议员联名印发《敬告全国人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沈钧儒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年，沈钧儒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并担任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沈钧儒再度到北京。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沈钧儒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与褚辅成等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反对盘踞在浙江省的北洋军阀孙传芳。1926年11月，沈钧儒发表《联省民治谈》一文，根据“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联省自治”改为“联省民治”，开展民治运动，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的弊病。

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沈钧儒于1927年2月到达杭州，担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临时省政府被解散，沈钧儒因被人诬告是中共党员而被捕，并解往南京。不久获释，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从1928年5月起，还在上海做律师，曾掩护和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沈钧儒非常振奋，亲去前线慰问。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去山海关为抗日健儿鼓劲。1933年1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邹韬奋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营救政治犯，争取民主，保障民权。

沈钧儒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法律委员。1935年《新生周刊》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侵略者诬告为侮辱了日本天皇，于是，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周刊》，逮捕了主笔杜重远。沈钧儒极为愤慨，亲自为杜重远辩护，并写下了《我所爱之国》的诗作，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之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去追寻。”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影响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与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为成立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沈钧儒等人为执行委员，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1936年1月28日，沈钧儒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任主席。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参与起草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中国国民党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主张全国各党各派成立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动员人民大众，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及救国运动自由。此文被誉为救国会的政治纲领。由于沈钧儒在救国会中的重要作用，被公认为救国会的领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沈钧儒参加了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沈钧儒在鲁迅葬礼上致悼词，并在素绢上亲书“民族魂”，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同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不堪忍受厂方压迫，奋起罢工，沈钧儒等发起组织罢工后援会，募款救济工人。

1936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市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七人，分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三分院审讯。沈钧儒等人在法庭上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对他们“鼓动工潮”、“反动嫌疑”的诬陷，重申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主张。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当晚，沈钧儒等人再次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押送至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1937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七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提起公诉，诬蔑救国会是非法团体、企图颠覆政府，诬蔑主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是为中国共产党张目并与其勾结，诬蔑宣传抗日救亡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