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沈从文与他的作品。第一，心恋故土，梦绕湘西。第二，流光溢彩的人情美、人性美。第三，原始雄强的生命力与自然本能的爱情。下面是边城教学计划指导思想，请大家参考学习。

首先来说说第一部分：心恋故土，梦绕湘西。

沈从文终生热恋着湘西，湘西也倾其所有馈赠他这个赤心之子。只要看一看沈从文创作中那鲜活活的山川草木，虎虎有生气的人物，就会感觉到湘西母亲心脏的跳动。没有哪一个作家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怀有 “相恋情结”，可没有哪一个作家象沈从文这样把“乡恋情结”抱的这样紧，这样长，不分时间和场合，始终供奉着，简直近于顽固。这对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沈从文来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

首先，对故乡全方位的了解，建立起沈从文顽固的乡土意识。沈从文对家乡熟悉的范围，远非一般作家的方圆几里、几十里的一乡一县，而是作者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对于家乡熟悉的程度，也不似一般作家浮光掠影的记忆，而是长时间认真阅读领会了家乡生活这部大书。由于家庭生活日益窘困，年仅15岁的顽皮天性未泯的沈从文便步入了坎坷的人生之路，在母亲慈爱而无奈的眼泪里，搭起了难以负荷的小包袱，“第一次离乡背井，随了那一群肩扛刀枪向外发展的武士为生存而战斗”。历时5年多的行伍生活，足迹遍及湘、川、黔三省边地及千里沅水流域，这便使沈从文的“家乡视野”跳出了“小户”(凤凰县)之见，而有了“大家”(湘西)气派，使其具有了民族风格特征，这也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饮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湘西的家乡视野摄取了五光十色的山川奇景，原始淳朴的民风民俗，边地人民惨遭拘捕、杀害的悲剧，以及他们所独有的那份喜怒哀乐……使青少年的沈从文感到新鲜、敬意、悲悯、愤怒，及其自然地把这一切深深印进脑海。他在《从文自传*怀化镇》中这样继续随军驻扎怀化镇的感受：“我在地方的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700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由此可见，军旅生涯不仅加宽加深了沈从文的“乡恋”的内涵，而且孕育了他迥异于都市上流阶层的思想感情(即乡下人这种“乡恋情结”)。偏安一隅的沈从文也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对自己所见到的人生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思索，从现实生活经验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和无知是一胞双胎的亲兄弟。”湘西近几十年来，统治者来来去去，做成的只是成千上万的苗民和其他农民群众的无辜牺牲。这种伴随无知的权力滥用，只激起沈从文对权力的极端憎恶。沈从文表示：“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他放弃了所谓于前途有希望的军职，毅然决定去北京求学，去学“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使其耳目一新的新世界。这一举措，是沈从文同与他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湘西上层军阀体系诀别的开始，甚至在他求学经济拮据之时，也拒绝了有钱亲戚的“施恩”，宁可做一朵漂浮于冷酷社会的“孤云”，独立支配自己的命运。

在北京求学与写作的最初几年里，沈从文倍尝物质上的饥寒交迫和精神上遭人歧视的痛苦，因沈从文只有高小学历，没有考中北京大学，多亏当时的蔡元培校长办学不拘一格，沈从文才成为北大不注册的旁听生。他一边旁听，一边写稿子混饭吃，可稿子往往石沉大海，生活没有任何着落。郁风在《三叔达夫》中所写的情形可见一斑：“就在这一年(1924)的冬天，他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的讽刺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字篓里去。……有一天，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了一个人，啊，竟然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个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回忆如此刻骨铭心，当时的孤独无助便不难想像了。正是都市社会这种不接纳、冷淡，甚至是歧视的态度，打击了沈从文的热情，挫伤了沈从文的自尊，把他掷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时沈从文自然而然想起了湘西，这回忆格外能给沈从文温暖、安慰和力量。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巨大的反差和切身的痛苦，使他极容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他也便从被都市掷向对立面到自觉地站到都市的对立面，萌发了严重的反抗情结，而对故乡湘西全面认同，产生了水乳交融般的精神契合。因此，进入大都市的沈从文，未象有些乡土作家受到都市风习的熏染，“乡恋情结”逐渐化解，而是愈结愈紧，其“乡下人”的立场和主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沈从文坦率地表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漂流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这种与“城市人”对照的“乡下人”的心理素质与思维定势，使沈从文身居城市，心系故土，梦绕湘西，代表他文学上的辉煌成就的湘西小说就是“心与梦的历史”。

第二方面来说说流光溢彩的人情美、人性美。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湘西是一片特殊的土地。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尽管湘西已在向现代转变，可依然保存着许多原始性因素。但是外来剧烈的政治变动冲击着封闭的湘西，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民风也开始发生着质的变化。用心血来描写这块奇异土地、这段复杂历史的是沈从文，他以艺术家的良知，努力寻觅拾取湘西的人情美、人性美，忠实地写着就要为时代带走的“行将消没的一种人我关系的历史。”

沈从文这样声明：“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把这声明付诸实践，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忠实于人情美、人性美的作家，不仅描写广阔详尽，而且内容与艺术奇特新颖，烙印着边远湘西淳朴浑厚的风采，这也是沈从文的作品走向世界的原因。作为湘西的赤子，他真正了解湘西、熟悉湘西，创作伊始遍捧出了湘西引以为自豪的精魂——人情美、人性美，为湘西寻觅朋友与知音。

沈从文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卖弄多角度的描写的湘西人民，特别是“农人与兵士”美好的心灵。他们为人诚实、忠厚、纯真，个个具有古道热肠，你一走进湘西变会被那真诚所感动，所融化。沈从文1927年写的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雪》，充分真实的表现了湘西人待客的热情和真诚。那时渐进春节的雪天，天气虽然寒冷，可叔远母子的盛情却炽热如火，把“我”这个客人烤得暖融融的。叔远的母亲在“我”睡熟时，轻轻加盖毯子，早起及时给火盆加炭，精心安排丰富多样的饮食，叮嘱叔远别让“我”多吃零食……真是细心周到，无微不至。叔远则一味热情，顽皮放任。不顾母亲嘱咐，把煨栗子、烤耙、腊肉、雪枣给“我”吃……母子都想倾其所有，可表现方式不同。叔远纯真炽热的友情，叔远母亲那“富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使“我”感觉到比吃了蜜糖还甜!这招待淳朴至诚，不拘形式，不杂造作，泯灭了主客之界，把客人让进了心中，其情义的价值远非盛大的宴会可比!怪不得“我”要把这“乡间的美”整个的啃住。

湘西人的那份诚实、忠厚、纯真，使人想到清净碧绿的山水，又如置身于童话世界，绝非有丝毫俗念之人所能理解，甚至被视为愚笨而不聪明，呆气十足。而这种“呆气”在沈从文看来恰恰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美德。他在《不死日记》中便以“呆气”自况自得，表明自己“许多思想是近于呆子的，越呆越见出人性。”他笔下不少人物都以其“呆”而显示出道德的光辉。

请看码头卖梨老妇人的那执拗的笨拙的诚实：

问那老妇人，“怎么卖?”/“四十钱一堆。”说了又在我同叔远身上各加以眼睛的估价。/一堆梨有十来个，只去铜元四枚，未免太贱，就买了四堆。/“不，先生，这一共买只要一百二十钱。”/“怎么?”/“应当少要些。”/“那我们多把你这点钱也不要紧。”我一面用草席包梨，一面望那妇人的脸。/……这妇人又把筐中的梨捡出到簸箕，平均兼扯的摆成一堆，摆好后，要我们抓取，不原抓就轻轻嘘了一口气。末后，还是趁我不备，把一堆梨放到我们席包里了。

多卖要少收钱，否则就定要多给梨。买卖交易不计较价钱斤两，却只求对得起良心，这妇人毫无商家之心计，倒象掏出火热心肠款待久别的客人。

湘西人的善良、淳厚，有时甚至广博及动物的身上，《牛》便将牛拟人化，描写了大牛伯与牛情感的沟通与交流，生动的额揭示了他们同舟共济的亲密关系。大牛伯把那条与他相依为命的小牛，视如亲生儿女，平日的骂中还不少爱抚，目下却为一点小事，无意中把小牛的后脚敲伤了，他心里弥漫着懊悔和对牛歉疚的心情。“看到牛一瘸一拐的向前奔时，心中到底不能节制自己的悲悯，觉得自己做事有点任性，不该随意那么一下了。他也象做父亲的所有心情，做错事表面不服输，但心中究竟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比平时更多用了一些力气，与牛合作，让大的汗水从太阳角流到脸上。也比平时少骂那牛许多……”他向牛说着：“我本来愿意让你休息，全是因为下半年的生活，才不能不做事!”可当看到小牛被打过的腿“时时蜷缩着”时，还是让它休息了，自己雇人耕田，使小牛的伤脚很快复原了。可是，小牛旋即被衙门征去了，大牛伯因想念深切后悔当初不把牛脚一下打断。在这里，大牛伯对小牛的关心、理解、怀念，泯灭了人畜的界限，一种大慈悲的光辉在闪烁照耀，有力地折射出大牛伯质朴、勤劳、善良的本质。

无独有偶，《会明》中对会明在战事暂停时养鸡的描写也反映了类似的内容。他悉心饲养从村中熟人处得到的一只母鸡，又把母鸡生的20只鸡蛋精心孵成小鸡，士兵向他讨要，他毫不吝惜，却舍不得把鸡让人带走，统统由他管理、喂养，不怕麻烦及时向鸡的新主人汇报其小鸡的情况，进村时还要把这笼鸡带去给母鸡的原主人看，博得称赞后，他却谦虚的说：“这完全是鸡好。，仿佛这光荣原主人也有一份。与会明年龄(50多岁)不相称的这纯真的童心，让人觉得十分可笑，却淋漓尽致的反映出不会趋时钻营的会明的忠厚善良、热爱生命、慷慨大方的天性。

就是描写妓女和土匪，作者也努力挖掘他们灵魂中美的闪光。在旧中国，严酷的生活逼迫一部分女子走上为娼的道路，从而被世人视为下贱、不道德，其实她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出卖肉体而不出卖灵魂，原来的纯真质朴也并未因为为娼而丧失殆尽。沈从文就有意识的描写妓女身上犹存的真情与质朴，为妓女鸣不平，以扭转世俗观念的偏见。因此，他在《边城》中盛赞边城人情美的习俗时，也未忘记对妓女的介绍：“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分手后)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首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他的小说《柏子》、散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更具体的写出了男女主人公重逢的欢娱和放纵，分手时的嘱咐和誓约，离别后的缠绵和眷恋。这其间充溢着的主要不是金钱和肉体的买卖关系，而是人物之间的同情、爱怜和慰藉的真实心意。沈从文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妓女情有独钟的人性美。

土匪的成分很复杂，有兵痞、恶霸，也有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农民。这些别逼为匪的农民大多憎恨恶富，怜惜穷人，有平常人的爱憎。作者写匪也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性可爱之处。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就是“道义存心爱国，要杀贪官污吏，赶打洋鬼子，恢复全国损失了的一切底盘财物”，可“命不如人，为鬼戏弄”，“拖队伍落草为寇，原非出于本意”。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对爱的忠诚，执意要娶宋家大妹妹为押寨夫人，多次送信，软硬兼施，最后甚至不惜向官兵妥协。婚后对妻子百般爱护，大妹妹给朋友的信中透露出他对曾使他恐慌害怕的山大王的满意与颂赞，说他年青、标致、彪壮、聪明、温柔、体贴，驯兽如一只羊，极现了这位山大王比一般人还懂得情爱。《喽罗》则通过“我”对幼年被绑上山所目睹的土匪世界与当时的北京社会相比较，抒发了他的情感臧否：“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害怕，喽罗也同北京洋车夫差不多;和气得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兄弟认亲家。”对抢来的财物，山大王也不独吞，而是“按功劳分派”，但是，“从中国有官起，到如今，钱是手下人去找，享用归一人。”

人情美的描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调，而《边城》则是这主调中的最强音，它作为这一方面的集大成者，放射着夺目的光华。《边城》以湘西山城茶峒为背景，通过一个缠绵悱恻、美好而哀伤的爱情故事的描写，赞美了湘西人民醇厚朴实的人性爱和人情美，展示出一幅民性淳朴、和谐恬淡的理想图画。湘西有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离城不远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个渡口，渡口边住着摆渡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17年前，老船夫的独生女儿和一个屯防兵士谈恋爱，怀了孕，后来那兵士不幸死去，女的心怀羞愧，在生下翠翠以后也殉情而去，留下“孤雏”翠翠。15年后，翠翠在外祖父的关怀照料下长成一个美丽聪慧活泼的少女。祖孙相依为命，老船夫对翠翠爱之甚深，他想在辞世以前为翠翠安排好称心的婚事，“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老船夫心里潜伏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他深悔过去对女儿心思的疏忽，力图在外孙女身上补救，以防悲剧重演。刚好茶峒城里船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顺顺托人为老大天保求亲，老船夫怕委屈翠翠不敢做主，翠翠以沉默拒绝了，只因翠翠在看赛龙船时与老二傩送相遇后，心中滋长起一种朦胧的恋情。兄弟俩都爱翠翠，便以当地原始的习俗轮流唱歌求婚，翠翠听中了谁的歌就同谁结婚。傩送先唱，翠翠听了歌声，睡梦中灵魂被美丽的歌声浮起来，去山上采虎耳茸。老二唱得这样动听，老大自觉不如，主动退让，乘船离家，闷闷不乐，不幸翻船丧生。翠翠在家盼再听到歌声，几天都没有，老船夫才知翠翠爱着傩送，便急忙去找顺顺、傩送表示态度，却因天保的死引起顺顺、傩送的反感。傩送因为哥哥的死，翠翠又在朦胧状态，没明确表态，他把翠翠害羞躲开误解为有意的冷淡，又加上父亲逼他娶一个乡绅的女儿，赌气离开了家乡。老船夫感到翠翠的婚事无望，忧虑着翠翠的命运，又负荷着顺顺一家误会的精神痛苦，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随着渡口旁的白塔的倒掉而死去了。翠翠怀着对外祖父的伤悼，对情人的系念，继续守着渡口，等待傩送归来。可傩送未有归期。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

在这蕴涵着忧郁情调、略带凄凉的悲剧中，找不到悲剧的制造者，那横在傩送与翠翠之间的“磨坊”似乎可以视为金钱买卖婚姻的化身，但作家又尽力淡化它，未把它视为造成悲剧的直接的、关键的力量。作者的旨意不在通过故事去揭露控诉什么，而是让你在故事中领悟一种优美的人生形式，这里的人物不论主次，一样心性慈善美好。

老船夫不仅为当时不能了解女儿的心思而后悔，对翠翠关怀备至，为翠翠的婚事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顺顺、杨马兵之间，竭尽心力，使人铭感，对家中晚辈极为慈爱，而且，对外人一样淳厚善良，对工作热情负责。他摆渡50年如一日，白天黑夜，风雨无阻，接通了边界的古道，其勤劳刻苦，毫不懈怠，令人由衷敬佩，他却视为理所当然，平常得很。他只收公家给的口粮，绝不收客人额外的渡钱，迫不得已收下极少的钱，却还要回赠茶叶和烟草，每到盛夏还准备茶水为过路人解渴。他买东西不接受商户的优待，却慷慨地拿出自己的酒给水手喝，其忠厚大度、屈己利人深受边城人敬重。

翠翠是一个诗意盎然的形象，她与傩送是自主自为人生形式的集中体现。翠翠自小伴着澄澈的溪流和两岸的青山绿树成长，受到外祖父慈爱的抚育和优秀品质的熏陶，养成了天真活泼、淳朴善良的性格。她勤劳能干，烧饭、撑船无所不会;生活简朴，不羡慕权势和钱财;特别是对哺育自己长大的外祖父体贴入微、细心照顾，甚至在外祖父去世后，也不离开外祖父的坟山，不愿外祖父寂寞。

在如何对待爱情上，翠翠是纯真无邪、忠贞不渝。在一次观看端午节龙舟比赛时她初次结识傩送，深为他勇敢热情所感动，心中萌发了朦胧的爱恋。自此，她对发生在她与傩送之间的事极为敏感，心里挚爱傩送，却又始终保持着山村女孩的矜持。她总忘不了那初次与傩送的相会，却又不明讲;当她间接得知傩送喜欢她时，她情动于衷而不行于色;当傩送来找她时，她满怀喜悦却又害羞得回避。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她对天保提亲那生气、想痛哭、觉得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的反应中，从她听了外祖父的关于傩送走“马路”，晚间隔溪唱歌的玩笑话后，坐在月光下希望听到歌声的期盼中，看到翠翠钟情于傩送的赤诚之心。翠翠对爱情的渴望不是表现为强烈追求，而是表现为少女的朦胧向往。然而这爱情却是如此纯洁，犹如养育了她的清澈透明的溪水，容不得半点灰尘的污染。面对外祖父的去世，傩送的出走这接踵而至的悲剧，这个坚强忠贞的少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进程，她谢绝了船总要把她接到家中的热情照顾的好意，继续外祖父的事业，仍旧生活在茅舍里，每日撑着渡船摆渡来往行人，并不改初衷，矢志不渝的无尽期的等待傩送的归来。这是意歌心灵纯洁到透明的美丽可爱的湘西少女。

船总顺顺掌管码头，家有四条船和自己的吊脚楼，但是他并不自恃有钱、有地位而高人一等，他与老船夫友好往来，送酒送鸡，并替天保向老船夫求亲;对遭难水手的家室慷慨解囊;象亲人一样料理老船夫的丧事，还要成全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把两个儿子放在艰辛的劳动中锻炼……处处表现出他能理解穷人，明白事理，正直、豪爽、讲义气的美德。天保、傩送继承了父亲的好品性，平易近人，勇敢义气，又刻苦耐劳，是当地的优秀青年。兄弟二人都爱上翠翠，他们没有嫉恨和残杀，而是心平气和的商量，采用唱歌方法来裁决，让翠翠自己做出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主动退出以成全傩送，显示出他磊落的胸怀。傩送虽因哥哥的不幸淹死对老船夫产生了误解，但始终挚爱着翠翠，不为乡绅女儿昂贵的陪嫁所动，表现出一往情深的性爱美。

出场不多的杨马兵，这个当年曾被拒绝的翠翠母亲的追求者，当老船夫死去，他却象亲“伯父”一样照料翠翠，成了翠翠唯一的靠山和信托人。其他诸如过渡客人、屠户、水手等，无一不那样淳厚热诚、质朴善良。

总之，《边城》集中而全面的描写了湘西人民的人性爱、人情味。青年男女的性爱、父子祖孙的亲爱、人民之间的友爱，无所不及，正如作者所述：“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性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作者把自己的创作意图融进故事之中，其中的人物各有其哀乐，作者重不在写其‘哀乐‘的原因，而是写这哀乐重蕴涵的人性美。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生一世是由“哀乐”组成的，《边城》中的人哀时美好人性，乐时人性美好，由此充分表现乐人性永远美好的主题，这就是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边城》以其对人性美的出色描写，在沈从文的“希腊小庙”里居于主位，放射着耀眼的“神性”的灵光。

第三部分说说原始雄强的生命力与自然本能的爱情

沈从文在《水云》中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确实如此，沈从文一生疏远政治，亲近“生命”;对于生命形态的描写与探索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不仅乡土小说精心描写乐“原始自然形态、自在形态与自为形态”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而且他的城市小说也从反面为这乡村的生命形态作着佐证。我只想说说湘西人原始雄强的生命力与自然本能的爱情。

原始雄强的生命力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最突出的特点，他们与那里的大自然一样野蛮，而充满勃勃的生机，人物性格多表现为充满血性，真挚热情，强悍勇猛。无论是作为权威、力和光的代表的“人中模型”龙朱，还是英武俊美的边城力的傩送;无论是星夜持宝刀立激流沉船放药的兄弟，还是迎风斗浪的水手柏子;无论是行在艰险山道的商人，还是如蓖麻样“大枝大叶、日增繁茂”的童养媳萧萧……都有非同一般的坚强、勇敢、无畏，虽则有时流露出些蛮性，可他们那坚不可摧的旺盛的生命力，如苍松不惧霜雪风暴，如炸雷震撼山岳丛林，如闪电照彻黑夜浓云，给人带来巨大的激动和力量。当然沈从文也不是盲目地无条件的赞扬原始生命力，而是在与城市社会各种虚伪腐朽堕落的生活现象对比中，肯定前者尚保持素朴地人性，具有生命地意义，后者乃丧失了人性和生命的价值。

湘西人那原始雄强的生命力又是与他们那自然本能的爱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作者凌宇所说的那样：“这样原始的生命形式是依靠人物的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形态获得它的定性的。”这爱情诞生的环境是原始状态封闭的山村社会，“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居的山寨”，那里仍保持着原始部落氏族制度与原始习俗。由于其社会的封闭性，封建宗法关系无法在那里生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更难影响至此。象作者在《阿黑小史》中写的那样，“使人顽固是假的礼教与虚空的教育，这两者都不曾在阿黑的爹的脑中有影响”，因此，尽管“阿黑的爹有点知道五明与阿黑的关系了，然而心中却不象城里的做父亲的偏狭”，一切都极单纯、自然、简单;“人既然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欢喜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无取缔理由”。在这样的环境中，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没有受到封建社会旧秩序与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观念的束缚，有着较为充分的自由，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得生命活力，洋溢着一种生命得自然之趣。

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是爱必须以爱为前提，这是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严格遵守的道德准绳，他们的爱不受权势、名利和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好的情感。边寨王子龙朱与黄罗寨寨主的千金相爱，并非由于门当户对，完全是由于真诚热烈的对歌的吸引，女的无比崇爱龙朱，敢于表达要与龙朱相配的心愿(这在当地女子中是唯一的一个);龙朱则在神前发誓非娶她不可，“如得到她，砍下一只手也不翻悔”。媚金与豹子这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一个因为恋人错过了约会的时间，认为这是对爱的不忠实，竟把锋利的小刀刺进胸口;一个为了寻找一只纯白色的小羊用了整夜的时间，他在答应送女人的礼物尚守着信用，却在时间尚失信了。误会消除后，豹子毅然把从媚金身上拔出的小刀扎入自己的胸膛，二人含笑共赴天国。与此内容相似的是《月下小景》，但它描写的却是纯真爱情与“魔鬼风俗”的冲突。当地的习俗是，一个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只能同第二个男子结婚。如果哪一个女人违反了，就要被沉潭或被活活的抛到地窟窿里去。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在“魔鬼风俗”面前不低头，为了爱的纯真和完美，双双殉情，把“真正的永生”结束在死亡里。这些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那天真纯洁的灵魂犹如白莲上的露珠放射着晶莹的光辉。

湘西人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也如上面一样浓烈，如连长为了爱好似不愿当统领百人的长官，反愿归那年轻寡妇管领，那妇人更把身心全交给“连长”，做着未来夫人的梦。连那被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剥削压榨的年轻水手柏子与吊脚楼的妓女，也监守当地爱情的规则(爱必须以爱为前提)。妓女信誓旦旦，感情专一;柏子也觉得情投意合，忠贞不二，使得原本是金钱与肉体的交换，变成了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一个卖身于船老板，无力婚娶;一个卖身于吊脚楼，不能成家，他们仍在人生夹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爱。这爱虽然苦涩，却给妓女带来爱的安慰，更使诚实的柏子觉得“抵得过一个月得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得风雨和太阳!”……这种爱情为城市社会所不容，但在湘西可以自由存在，不受舆论指责，因为它符合湘西的“自然道德”。翠翠与傩送那爱的坚贞优美更是人人皆知。总之，在沈从文笔下的男女，都在“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旗帜下相会，不论职位尊卑，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的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虽不乏蛮性和不可取之处，但那“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是值得首肯和赞颂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沈从文重笔描写生命本能，肯定生命本能其实与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绪不可分割，他是要以此激发民族的自生自强的能力，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的追求爱情那样去铸造一个自由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

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是沈从文乡土抒情诗的中心内容，作者旨在“替他所见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这善意的记录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和沉沦相对立的，反映出他的文化选择。沈从文反感现代文明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厌恶虚伪、卑弱的“城里人”;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原始生活，歌赞具有粗犷真诚品德的“乡下人”。应该说，作者笔下的湘西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又受其文化选择左右被大大理想化了。从他构筑的湘西世界中，我们不只听到了甜美的歌颂，也感触到一颗“怜众生、悲有情”的赤心在跳动，其中所蕴涵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则与世界相通，这也许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所在。

2016学年人教版高一语文边城教学计划指导思想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关注高一语文教学计划栏目。

相关链接

苏教版高一下册语文教学计划格式：边城 

高一语文下册教学计划进度表：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