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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语文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教案设计: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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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9

三、读写结合。

1、选一个点来评论;

2、引——议——感——结。

3、50字左右。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大意:

(一)自“太史公曰”至“小子何敢让焉”

说明作者不辞周公孔子(绍明世、继春秋)之业。

(二)自“上大夫壶遂曰”至“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藉上大夫之问)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理由(在达王事)。

(三)自“壶遂曰”至“谬矣”

说明史记之作,非独刺讥而已(亦是述事齐传,尽其官职之举也)。

(四)自“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至“自皇帝始”

说明作史记的缘由(在效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主旨:说明史记之作,意在绍明世、继春秋,以达王事。(篇首(一))

文体:形式为应用文(序;书序);内容为论说文。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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