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几个典型的例子，并不是说《采薇》的主人公一定会面临相同的处境。我们只是强调，对家人命运或自身前景的沉重担忧，使归途中的他压根儿就乐不起来，使他不能不充满道不尽的悲伤。读者或者会问，你这里列举的都是后世的旁证，在《采薇》那个时代，从征者对家人以及自己回家后的处境未必有什么担忧。从《诗经》学史的背景上看，这种疑问不是毫无道理的。远的不说，当代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就曾根据“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殷其雷》)、“军旅数起，大夫久役”(《雄雉》)、“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伯兮》)、“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黍离》)、“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鸨羽》)、“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北山》)、“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诗也”(《渐渐之石》)等来自传世《诗序》的七个例子，断定《诗三百》当中的行役之人都是“大夫、君子之流”，即通常所说的上层统治者(参阅《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1页)。既然行役之人是大夫君子之流，回家又有何悲伤呢?

学术界认同朱东润先生上述说法的人并不鲜见，实际上此说是颇值得商榷的。《采薇》写西周时期的事，一般将它归于周宣王时期。西周时期作战主力是甲士，也就是车兵，他们是从“国”中公社农民亦即“国人”中征发而来的;作战时，每辆兵车除甲士外还有御者一两人、徒兵十人，徒兵是从庶人亦即“野人”中征调来的。“国人”和“野人”是西周社会的平民阶级，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第328、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有关典籍中，“国人”又常常被称为“士”。朱东润先生提出：“春秋以前，士为统治阶级之通称。”(《诗三百篇探故》，第5页)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尽管不少学者在沿用。《礼记·少仪》：“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日‘能从社稷之事矣’;幼，则日‘能御’、‘未能御’。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日‘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日‘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日‘能耕矣’;幼，则日‘能负薪，、‘未能负薪’。”正因为士本来就是耕农，所以其子长则耕。《管子·问》篇多次透露了这一层意思，比如问“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宅，身在陈(陈者，阵也)列者几何人”，以及问“士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问“国子弟……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等，既说“士”又说“国子弟”，既说“身耕”又说“在陈列”，足以证明古代士、国人、公社农民三者实为一体，他们平时种田，战时出征(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第327—328页)。因此，不管《采薇》的主人公是车兵还是徒兵，都必然是胼手胝足的劳动者。

如果以上看法大家不相信的话，我们就来认真地读一读《诗》——以《诗》说《诗》是最好的办法了。《诗三百》中颇有一些篇章可以确证：当时一般的征夫担负着从事农业生产、供养父母亲人的重要职责;亦惟其如此，在戍守征战时，他们往往会因为父母亲人的生活没有着落而十分担忧。《唐风·鸨羽》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蓺者，耕种栽植也)，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小雅·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将者，养也)。……王事靡盬，不遑将母。”《小雅·杕杜》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小雅·北山》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很明显，这些诗所说的王事都是指行役之事。《小雅·四牡》正义日：“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适王畿也，故《鸨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小雅·杕杜》正义则说：“王之事理皆当无不攻致，使我君子行役。继续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这些诗(尤其是其中的《鸨羽》)明确显示了《采薇》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当“国人”或“野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供养家人的关键角色不得不走向战场或担负其他劳役时，一方面他们自身备受艰险困苦，另一方面其父母亲人的生活也往往毫无指靠。所以，那位游动戍守，转战南北，家人音信全无，而自己则错过了一年甚或数年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普通征夫，离家越近，就越靠近了家人生老病死或诸如此类的悲惨现实。他怎么能不充满哀伤呢?至于他究竟担心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悲惨境况，诗歌并没有挑明，因此也可以更有力地撩拨读者的联想。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指出：“如果在味觉、嗅觉、触觉、热和冷的领域中有任何东西具有同美的价值相似的价值的话，可以肯定，那决不是最强烈的感觉，也不是最令人愉快的感觉，而倒是最富于暗示性的感觉，也就是最富于联想的感觉。”(《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第13页)《采薇》末章所营造的，不正是这种“最富于暗示性”、“最富于联想”的感觉吗?

《采薇》末章之所以精彩，根本不在于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而在于写出了那位天天盼望回家的战士在归途中绵绵不尽的悲伤。这种悲伤给读者开启了新的思维空间，激发出丰富的联想。这种悲伤，说明《采薇》不仅是从战士服役的单一视角来抒写战争的祸害，而且还蕴涵着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战争给民生造成的更广泛、更沉重的灾难，使不管是开赴前方的战士，还是留守后方的那些战士的亲人们，都别无选择地啜饮着同一杯战争的苦酒。而对《采薇》的主人公来说，回家不是悲哀的结束，而是另一个不得不正视、不得不接受的悲哀的开始。

《采薇》是深刻卓异的，原因就在于那位年年盼归的战士，在回家时没有常人可以预期的兴高采烈，而是满腹悲伤。如果诗歌写他当时一派天真烂漫，一派轻松活泼，一派快乐欣喜，那意蕴就平庸而肤浅了，震撼力也就大打折扣了;《采薇》是蕴藉动人的，它通过启发读者的联想平添了艺术吸引力;《采薇》又是独特的，它没有落入平庸，并且没有把主人公回家后面对的惨况直接展示在我们面前，而是将其留给了我们的想像。唐代诗人宋之问贬谪岭外，“经冬夏历春”，跟家人间音信全无。回家时他的心情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也许这种近乡情怯，正是《采薇》归乡情悲的同调吧。

总之，《采薇》根本就不存在以“哀景写乐”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把末章“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误解成“以哀景写乐”，是因为忽视了这句诗的上下文，肢解了诗歌的有机体。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应该注意，作品中的各种要素常常通过相互联系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每个元素的功能和意义只有在系统整体中才能得到彰显。人们误解《采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在阅读时偏执于通常的想像，而不能像朱熹说的那样“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朱子语类》卷80)。我们必须强调，不理解主人公那特有的悲伤，就无法体味战争给民生造成的灾难的深重，就无法体味《采薇》表达主题的深刻和有力;而无视这种悲伤的结果，将是歪曲诗歌的内涵，并大大削弱它的艺术表现力

高一语文上学期教案：采薇教案集（7）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广大师生喜欢本文，点击查看更多高一语文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