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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学习：合作主义的哲学基础

合作主义是行动哲学。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模式，更是一种通过重建人与国家的有机联系使人复归为“人”的运动。并不是说研究合作主义哲学没有意义，通过这种考察，我们不仅能够清楚了解合作主义的思想源头，还能将它置于更坚实的基础——科学的哲学——系统论之上。

合作主义哲学是建筑在系统论之上的有机世界观。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系统哲学出现之前合作主义诞生于欧洲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上绝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势力、现代工人运动和黑格尔哲学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职团主义和国家有机说构成了合作主义的三大思想源头。

谈到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提及美因茨主教冯。凯特尔男爵（Baron von Ketteler 1811-1877），正是在这位德国贵族的影响下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了《新事物》（Rerum novarum）通谕。《新事物》通谕也称《劳工通谕》，这份意义深远的天主教官方文件既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对多数人财产的剥夺和它对财富的乱用，又批评了社会主义，认为它违背了人类固有的财产权力。一方面同情广大劳工阶层的贫困，劝诫富人阶层和国家关怀各个阶层的共同福利；另一方面反对废除私有制，反对暴力革命，认为这将危害劳工自身。《新事物》主张资方和劳方真诚合作、互补不足，并提议工人天主教徒成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冯。凯特尔男爵在他那本著名的《基督教与劳工问题》（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hum ）一书中明确指出，资本的无上地位和经济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两大罪恶之源，二者代表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胜利，它们将瓦解使人成为有机道德人的所有力量 ——工人阶级先是被分化为原子状态，然后被机械的组装起来。

为了抵制现代社会将工人“原子化”的企图，冯。凯特尔男爵建议成立包括一个职业所有成员组成的行会。在回答天主教劳动者团体提出的“天主教工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这一问题时，他描绘了这些职业行会的基本特点，如一定程度的自治，拥有合作荣誉感（corporative honor）、要建立在道德和信仰的基础上等等。

在建立职业工会这一点上，职团主义和冯。凯特尔男爵有相似的地方——正是职团主义者第一次赋予了工会国家职能。二者关键的不同在于早期职团主义者是赞成阶级斗争的。一般认为职团主义具有如下特点：

一、认定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二、劳工阶级须从雇主的权力，工资制度，和国家的压迫中获得解放。

三、工人不可依赖政治行动，必须防止政党和政府的妥协，国会出卖劳工的利益；

四、工人要以直接行动，对雇主和国家施以压力。直接行动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总罢工；

五、工人的组织，工会的中央权力机构，不能有太大权力；

六、总罢工不能从有力和有钱的工会发动，需要有革命和战斗意识的少数人去推动多数人；

七、工人只有阶级意识，没有祖国，因此工会必须消除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八、工会是反资本主义的战斗机构，是将来社会改造的基础。职业工会和经济代表将替代压迫性的政治国家。

职团主义最早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拉卡德（Hubert Lagardelle 1875-1958）和索列尔（G. Sorel，1847-1922）。之后职团主义在意大利、西版牙，以及北欧、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广泛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意大利职团主义者如兰兹洛（Agostino Lanzillo ）和比昂基（ Michele Bianchi）等在意大利职团国家建立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合作主义第三个思想源头是国家有机说，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G. Fichte，1762一1814）和黑格尔（G.w. F. Hege1，1770一1831）。黑格尔认为国家不是被动的机械，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有自己的意志，他写道：“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黑格尔用他极富思辨的语言论证说，离开了国家整体，不存在抽象的个人，国家的普遍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的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

站在历史更高的纬度上，我们已经能够将合作主义这一伟大思想建筑更坚实的哲学基础——系统哲学之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系统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知识领域的最伟大革命。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哲学是科学的母体，它包含了现代科学观念的全部萌芽。那时哲学家大都是拥有多方面知识的渊博学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同时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政治学者和逻辑学家等等。

突破中世纪的黑暗，哲学不再是蜷缩在神学脚下的婢女，科学在文艺复兴的阳光下开始分展枝叶，哲学的科学化时代开始了！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体系，每一个学科之内又包含着多个分支学科；与此同时，在诸学科的星光下，哲学自己却显得黯然无光，甚至走入了纯思辨的死胡同。

现代哲学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信息论，控制论，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学科的出现，系统哲学在科学的沃土上获得了新生。人类开始从研究实体转向研究关系，从研究局部转为研究整体，从纵向深入研究转向学科横向研究，科学开始了伟大的回归——回归它的母体——哲学，通过“科学的哲学化”哲学获得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除了系统论所带来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革命以及崭新的非线性发展观，系统论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确定了国家的科学性质。国家是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上进化出来的以人为基础元素的开放自组织系统。它按照系统的普遍逻辑发展，像所有远离平衡状态的自组织结构一样，国家具有等级结构，等级控制和自主调节的特点。

在系统论那里，合作主义重新“发现”了自我。今天，我们能够用科学理论证明机械论以及建立在机械论之上的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系统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eig von Bertalanffy）在其1955年出版的专著《一般系统论》中就曾指出，机械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机体不是机器，不能被分解为诸要素，并采用简单地相加来说明有机体的属性；有机体也不是在只有受到刺激时才能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他的主要观点包括：系统观点，认为有机体都是一个系统，并把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动态观点，认为一切生命现象本身都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活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组织，主张从生物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说明生命的本质，并把生命机体看成是一个能保持动态稳定的系统；三是等级观念，认为各种有机体都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生物系统是分等级的，从活的分子到多细胞个体，再到超个体的聚合体，层次分明。

当把贝塔朗菲的系统理论应用到国家这个巨系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不是像原子那样堆积起来的简单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艺术家、哲学家、军人、商业领袖、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国民也不是无区别的原子，他们是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个人的天赋和在国家系统中所处的环境位置不同，国民之间处于等级状态，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平均状态。

系统论是合作主义的思想利剑，它告诉我们有些现在和过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政治观念是怎样的无知和愚蠢。尽管那些观念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它们总是将人类沉入冰冷的现实之中，甚至会将人类带入灾难的境地。哲学革命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先声与号角，它是人类精神遗传信息的突变和国家系统中社会文化信息库的更新。在此意义之上——让哲学女神成为世界之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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