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GDP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2003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历史经验表明：质量差的高增长往往容易做到，只要层层政府部门都去搞几个大项目就可以实现。但是，却不能等同于为社会创造相应的财富，很多时候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和隐患。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我国的GDP增长中依然存在着不计代价、不问质量，以恶化生态和社会环境片面追求高增长的问题。从长远看，这类增长是在危害国家和社会。

2、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感慨：“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