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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的产生比说理性的诸子散文要早得多，它的发展与文字、史官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文字和史官产生甚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代前夕已经产生。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至春秋末战国之世，史官地位虽不如前，然各国诸侯看重修史，史官四散在诸侯，史籍大兴，出现了“百国春秋”，体例颇有融合。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划，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

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第一节《尚书》、《春秋》

《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总集。先秦称《书》，汉始称《尚书》或《书经》。本是历史文献，后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约在春秋初期结成总集，历春秋、战国而有所增删。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西汉文帝时仅剩伏胜记诵的28篇，计有《虞书》两篇，《夏书》两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因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古文尚书》，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今传“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58篇，是今文和伪古文的合编本，其中33篇为今古文所共有，余皆梅赜伪造。

《尚书》多为古代官方文告，广泛反映了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到西周初期的社会面貌及历史概况，展示了当时政治、哲学、宗教、思想、法律、军事、历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与经验教训。尤其《周书》所蕴含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在后世各朝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尚书》风格简朴质直，往往以当时通行之语直抒命令或意见，但因时代久远，汉唐以来，人们颇感其文章艰深，古奥拙朴，晦涩难懂。不过，有些篇章颇有文学色彩。或整齐有韵，如《洪范》所记九条治国大法的第五条的十二句，音韵和协，颇近诗歌。或以比喻说理，生动形象，深刻透辟，如《盘庚》以死亡的“颠木”比喻旧都，以充满生机的新生“由蘖”比喻新都，形象鲜明又含暗喻与对比：因守旧都只能坐以待毙，迁徙新都则可获得新生。有的篇章记叙人的活动、描绘情节与场面，入理传神，如《金縢》写周成王对周公的误会与释误，曲折有味，颇富传奇性质;《顾命》描写周康王即位大典的场面，宏大肃穆，众多的人物，繁缛的礼节，琳琅满目的陈设，写来头绪清晰，井然有序。不少篇章都能围绕一个意思展开，结构完整，有的题目即反映主旨，如《无逸》，就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的训辞。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尚书》之文，按夏、商、周的顺序，明显可见其结构和文辞的演进之迹。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哀公十四年(前481)，以鲁国年号纪年，记事也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所记皆为重大事件，如祭典、盟会、国君嗣立、丧葬、各国间的交往、战争等。其作者大约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孔子曾用它作教材，并有所订改。孟子之后，学者多承其说，认为是孔子所作，实不妥当。

《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它的语言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一个“狩”字，为尊者讳，强调了天子的身份地位，达到了“正名”目的。

《春秋》对我国古代史学、经学、思想和文学方面都有深远影响。紧承其后，便出现了解释它的“春秋三传”，《左传》主要是补叙其史实的，属古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是阐明其“微言大义”的，属今文经。

第二节《左传》、《国语》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的。它绝大部分是在《春秋》经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其历史事件原委的，全书的体例、思想体系也大体与《春秋》一脉相承。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汉人认为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初年的史官或熟悉春秋历史的人所著，书中掺有后人附益。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赡的编年体断代史。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重大事件，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诸如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的频繁战争;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其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年，写重耳出亡，以重耳活动为中心，精选能突出中心的事件，正叙、侧叙等交叉运用，将受玦、醉谴、观浴、反璧等生活情节穿插其间，写得详略有致，生动活泼。《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其次，是《左传》的写人艺术。《左传》写到的人物达四千多，其中有王侯将相，也有学者、说客、宰竖、商贾，甚至倡优、役人、盗贼、侠勇等，写人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这些人物，容貌、性格较鲜明的不下数百人。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如子产和晏婴同是开明的政治家，子产果敢明断，晏婴幽默机警。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由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到雄才大略一代霸主的变化。在刻划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或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如崔杼弑君后，晏婴既不同情庄公又不想附和崔杼的处境和复杂心情的描写;或通过补叙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结尾掘地及泉的情节;或以对比手法刻划人物，如晋献公宠妾骊姬谋害太子申生一段，对骊姬阴险毒辣和申生忠孝厚道的描写;或以细节描写深化人物性格，如桓公元年对宋华父督好色的描写。最常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如“曹刿论战”中对曹刿政治远见和足智沉着性格的刻划。Cg2中国散文网

《左传》的语言，简炼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左传》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是先秦同时期的其他历史著作无法相比的。其题材、叙事方法、写人艺术和纯熟精美的语言，都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影响甚为深远。

与《左传》同时的另一部史书是《国语》，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21篇242则，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记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76)，下止韩、赵、魏灭智伯(前453)，计有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部分。旧时称此书为《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宋以后多疑之，尚无定论。从内容与风格看，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能是战国初期史官汇集西周、春秋列国史官所记编选而成。

作为历史文献，《国语》对八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述，通过所记内容，表现了编者对统治者的奢侈暴虐的批判态度，及对“重民”、“忠恕”、“天命”思想和农业生产的推重，同时兼容墨、道、法等诸家思想。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不及《左传》语言含蓄丰润，叙事婉转多姿，风格前后统一。但作为记言为主的史书，它亦自有特色和成就。如风格多样，颇类战国子书;多用社会上层流行的口头语、俗语及政治用语，语言通俗自然，精炼俭省。尤其外交辞令和谏对之辞写来更是精彩纷呈，如著名的《召公谏厉王弭谤》。有些长篇议论文字，说理细密，分析精辟，层次清晰，章法严谨，向来为古文家所称道，如《叔向贺贫》。在人物表现上，《国语》也有突出之处，它已有将人物言行集中在一起，向人物小传过渡的趋势。如记鲁叔孙穆子言行，记晋文公事迹等。同时注意到围绕中心、在矛盾中揭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如对晋范宣子与人争田的记述。个别故事比《左传》的同样事件记载更曲折生动，如“骊姬谮杀太子申生”、“醉谴重耳”。有些场面描写，夸张渲染，气象宏伟，视野开阔，有声有色，先秦散文中较为罕见，如“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

第三节《战国策》

《战国策》初时又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大约是秦汉间人杂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成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末刘向加以整理，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33篇，定名《战国策》。

《战国策》全书分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记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其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的腐败与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长于说辞。其文多为策士游说之辞，这些策士以出谋划策为业，多能剧谈雄辩，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摩其不同个性心理，或投其所好，避其所忌，以情感人，迂回而谏，如“触龙说赵太后”;或以小喻大，由远而近，因情入理，发人深思，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或策士平视，互相驳难，骋辞竞说，唇枪舌剑，锋芒毕露，气势凌厉，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对象不同，说谏有异，风格多变，如苏秦游说六国君主，极力渲染所在国的地理、物产、军事优势，以鼓舞其斗志，促使其联合抗秦;张仪游说山东诸侯，则旨在揭其短，极力铺陈其致命的弱点，故其说辞使六国君主心灰意冷，恐惧压抑，胆战心惊。

善于写人，是《战国策》艺术上的又一重要特点。它所写人物很多，上至国君，下至平民百姓，总计有六百余人，涉及面超过先秦任何史籍。其表现的人物以谋臣策士为主，刻划非常成功，或表现血气方刚，或表现老谋深算，或表现奇异常人，或表现重恩怨报施等，都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符合人物的生活经历。其刻划人物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把写人叙事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或以人物性格发展为中心，组织情节，安排结构，写出人物系列完整的生动事迹，如“齐人有冯谖者”刻划高傲而有智谋的冯谖;或以事件为中心，穿插人物，推动情节，在完整的事件发展叙述中，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如“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写燕丹养士谋刺秦王一事。其刻划人物的手法也灵活多样，有时以语言谈吐，有时用动作行事，有时放在复杂矛盾纠葛中，有时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有时通过对比、映衬，有时通过心理自白，灵活多变，运笔神妙。而大多人物，作者是运用综合手法来刻划的。

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是《战国策》文学成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国策》文章，熟练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铺陈、夸张等修辞手法，从而使其文辞彩绚烂，声调铿锵，感情充沛，富于气势，活泼生动，委婉入情。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和夸张，它们在《国策》中用的经常而普遍，如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述其地理，都爱铺陈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称言三王五霸，从古到今;谈政治，动辄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往往攻守进退，固险扼塞，中间常常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将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这类写法，直接影响了汉赋及汉代政论文。至于《国策》中的寓言，亦丰富多彩，或为动物寓言，或为社会寓言，或为历史寓言，如“狐假虎威”(《楚策一》)、“画蛇添足”(《齐策三》)、“惊弓之鸟”(《楚策四》)等，写来生动形象，言短意长，文学性极强。

总之，《战国策》兼有《左传》、《国语》的叙事、记言之长，同时“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叙事“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章学诚《文史通义》)。它是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高峰，直接孕育了汉代的史传文学、赋及论文散文，对唐宋以降的古文等创作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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