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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儒家的对话

对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互相冲突、互相否定;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又被儒家化了。这两种观点各有其理由，却并不完全符合当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实际。

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认同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高潮。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惨祸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先进者既想撷取容纳外来的现代文化，以适应和追赶世界潮流，又想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重振和弘扬民族精神。早期共产主义者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兼融了东西方优秀思想的先进文化。1918年，李大钊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作为“第三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文明”，显露出“新世纪”和“新文明”的曙光，“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他一面疾呼“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一面要求“将吾东洋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实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第二次之大贡献”。正是这样的价值诉求，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儒学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介绍与阐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出现了相容、相通和相融的认同关系。

第一，以儒学“求善”、“仁爱”的道德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探索社会改造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相容的关系。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价值取向的急速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道德本位主义价值观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某种相容状态。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从兴盛走向崩毁的经济运动规律;一面吸收了儒家追求社会平等、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念，阐发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进化法则。李大钊指出，人类进化的基础，“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他断言：“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实现社会主义，要作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两种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以儒学注重通过道德规范的践履和伦理教育的感化进行人类精神的改造。他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这里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尽管不够准确，但表达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仁爱思想构成互补的愿望。

第二，以儒学“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诠释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上形成一种相通的关系。李大钊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使“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变成“人道主义的信徒”，使“静沉沉的老村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青年毛泽东也相信过儒家的大同世界，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现两者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这种带有儒学色彩的社会理想，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却成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从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联想中，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和信仰。传统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种相通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于早期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第三，以儒家“明道救世”、“兼善天下”的处世态度，仿效马克思为实现理想献身治学的人格品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形成一种相融的关系。儒学主张积极入世，倡导“兼善天下”的进取精神。为了追求“道”，传统儒学要求知识分子应具有崇高的精神修养和人格力量，从“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构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马克思一生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因此赢得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仰慕。1919年，渊泉说：今日介绍马克思之生平，实有两大用意：一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二欲使诸君“知古来贤哲献身学术之生涯”。他的《资本论》是“不朽”的“空前绝后”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则是“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的著作，“吾侪深信马氏之学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期间，生活极为悲惨，“吾侪今日读之，犹不禁拍案太息彼苍之不仁也”。“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大著作，实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欤!”从传统的理想人格观来看，马克思“其坚忍不拔之决心，献身救世之精神”，已达到了人们崇尚和追求的极高境界，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1922年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载文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这表达了中国先进者以马克思为其理想楷模，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落后性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毕竟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时代，简单地用儒学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介绍与阐释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准确，甚至在某些方面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传统儒学的水平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努力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专制主义、均平主义、道德空想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关系凸现出来。

第一，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无论其时代内容还是其思想体系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性。1920年，李大钊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他指出：孔子思想代表专制社会的道德，之所以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进入近代，农业经济发生动摇，导致大家族制度的崩颓，“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都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

第二，明确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均平”观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批判了传统均平主义的落后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儒学的均平主义则是植根于小生产的基础上并以平均分配社会财富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儒家从道德本位主义出发，要求平均享有一切社会财富，“均平”观已成为普遍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也是以传统的“均平”观来批判资本主义的。1919年，李达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就是救济经济上不平均的主义”;1921年，他从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古代“均平”思想的不同之处。他说：“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陈独秀也说：“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明确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批判了儒学道德本位主义的空想性。陈独秀说：“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而“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中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因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空想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施存统也说：“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做理想来描写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以前，也很多很多。可是他们都只能在他们底头脑中描写那个理想，至于可以实现那个理想的‘物质的基础’却都不能发见，所以他们都只做一个空想家就完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并不是被儒学同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使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态势发生了突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认同融合和矛盾冲突的双重性，不管这种关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怎样曲折复杂的情况，这都不能改变上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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