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的台北寓所对他的访问中，台静农终于道出事情的原委：那年9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挡，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鲁迅在9月25日接到台静农写于9月17日的信，当天就立即写信给台静农作了回复。在信中，鲁迅首先对刘半农 ‘为我、为中国’的好意，表示深深的感谢，接着他以‘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故‘不愿如此’的明确态度，断然拒绝了刘半农的提议。他还以他曾翻译过《小约翰》的作者望·蔼覃(F.W.VanEeden)未能获奖为例，说明‘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历史成就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鲁迅的杂文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又是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鲜明特色。

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到今天恐怕还是新鲜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鲁迅的眼光不一样，他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鲁迅的出现是个艺术，鲁迅是我们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这些思想家，是同一水准的。把中国的病根看出来了，这是鲁迅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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