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Q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而又说别人还不配：

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疮疤，怕别人提到它;别人偏拿他开玩笑，他不能反抗，“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明明是他的缺点，他认为别人还不配有，他不是又比别人强么?现在有些工农干部以无文化无知识自称是“大老粗”为荣，有些知识分子自高自大，本来都是他们的缺点，应该改变得谦虚一些。但他们认为“我这‘大老粗’总比你这‘大老细’强一些”!他们认为“我有自高自大的本钱，你没有这本钱，你还不配自高自大!”这不是和阿Q差不多么?

(三)被人打了，不能反抗。说是“儿子打老子”：

“阿Q在形式上是被人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打他的人是他的儿子了，他是打他的人的爸爸，比人家高了一辈，他不是又胜利了么?这种妄自尊大，自封“老子”，而实际是被别人打败了的“儿子”，又不敢反抗，反来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当时清朝统治阶层表现的很多：鸦片战争后，历次对外战争都失败了，反而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这不是十足的“儿子打老子”的妄自尊大，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么?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明明吃了人家的亏，反而表示不在乎的样子，不从中吸取教训，轻视对方，以自我陶醉，不也有点象阿Q么?

(四)“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他又胜利了：

别人已经知道他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每逢打他的时候，就先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牲。自己说，人打畜牲!”

阿Q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别人也仍旧不放，“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们以为这回可不能用“儿子打老子”来得到精神胜利了。“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第一个”，他又胜利了。

这种和别人比丑恶比缺点，以丑恶和缺点来自慰自满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如清末外交官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新青年》上登过一篇林损的新诗，头两句是：“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丑胜过美，失败胜过胜利，他胜利了!他的缺点是天下“第一个”。鲁迅早在1918年写的《随感录三十八》里就批判过这种妄自尊大的缺点。

在全国解放以后，和别人比缺点的人是极少了(比“左”的人还很多，因为“左”比右好)，相反，只看见别人别国的缺点，而很少看见自己缺点的人多起来;他们满足于自己的优点，认为自己的优点是天下“第一个”，因而不学习别人的优点，是另一种形式的阿Q精神。

(五)痛打自己的嘴巴，认为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他打了别人，他胜利了：

他和别人赌博，别人欺负他，把他的银元都抢去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没有失败，他打了别人，他胜利了。清朝统治阶级、民国以后的军阀政府，以及蒋介石反动集团，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不敢反抗，明明是失败了;但他们对内则压迫残杀人民，打自己人，他们又胜利了，不一样是阿Q吗?

(六)把对他的一切欺侮，都很快地忘却，以取得精神胜利：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当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用手杖“拍!拍拍!”打了他以后，“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生平第二件的屈辱。(笔者注：第一件屈辱是被王胡打败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中国人民被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都应该牢牢地记着，‘忘却’是人民解放的大敌!鲁迅予以揭露和批判，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的。阿Q以忘却来安慰自己，取得精神胜利，是要不得的!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有时有这种思想呢?现在无论青年或中老年都不应该“忘却”旧社会给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应该永远记着!要作新旧社会的对比。

(七)他的精神胜利法到被杀害前也没有改变，但我们对他是笑不出来了：

以上种种精神胜利法是多么可笑呵!但当鲁迅写到阿Q被冤枉地当作强盗逮捕，第二次审问后，糊糊涂涂被判定是强盗(他自己以为是由于造反作了革命党才被捕的)要他签字画花押时，“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 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这样他就心安理得，不必不平和反抗了，他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笔者注)。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这“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不仍然是“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么?但是我们看了以上的描写，对于这样一个被害的劳动人民，他想参加革命，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不准他参加，反而把他当做强盗逮捕了起来，在临死以前他还那样认真那样诚恳地想把圆圈画圆，而又至死不悟，安于一切的不幸!我们能笑得出来么?我们只有感动，只有难过!作者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摩罗诗力说》)

阿Q被抬上囚车，去游街示众要枪毙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觉得被杀头有时是不能免的，他的精神得到安慰了。我们是笑他呢?还是同情他呢?作者仍然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游街示众时，阿Q还“无师自通”地喊出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虽然是效法当时流行的被杀害的“犯人”的话，但在阿Q则是他最后一次使用精神胜利法了!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应该觉悟起来，对一切压迫者进行斗争!反对欺骗自己，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

阿Q这个人物是有个性，阶级性，而又有一定普遍性的典型;他的思想(尤其是精神胜利法)，当时和以后其他阶级的一部分人也有，在辛亥革命前后到一九二一年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阿Q思想的人更不少。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里说过“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俄国人的魂灵来。”可见他不只在表现和批判一部分农民有精神胜利法，是想表现和批判不少人都有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他所说的“国民性”。他又说“我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阿Q正传的成因》)可见他以为精神胜利法不但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有一定时间的永久性。但这意思都不等于说是全国人民都有的人性;精神胜利法只是各阶级一部分人才有，各阶级所表现的形式和实质也不相同。阿Q仍然是被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一种落后农民的典型，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其他一些人也会有精神胜利法，象列宁指出的“奥勃洛摩夫”思想的普遍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