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列于《内篇》之首。逍遥游的意思，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

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非生来就无用世之心。但是，'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庄子·天地》)。一方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的腐败社会使他不屑与之为伍，另一方面，'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现实处境又使他无法一展抱负。人世间既然如此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逍遥游》。

全文若即若离，疏而难分。为分析方便，权且分为三段。第一段从篇首至'圣人无名'。作者采用了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通过描绘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地说明：无论是'扶摇而上'的乘天大鹏，还是'决起而飞'的蓬间小雀，也无论是'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椿，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的。然后又通过三个层次的人物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那些为世所累，心系功名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自不必说，就是'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之流仍是'犹有未树';列子虽然已能'御风而行'，胜过宋荣子，但是仍然'犹有所待'，待于风，算不上逍遥游。怎样才能'无所待'地去作逍遥游呢?庄子在本段的最后说：必须能够'乘天地之正'(顺着天地的法则，亦即自然规律)，'御六气之辩(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各种变化)以游无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什么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唯有'无己'的'至人'。'无己'就是忘记自身的存在，做到任乎自然，顺乎物理，把自己的形体连同思想都看作是虚幻的不存在之物，也就无所限，无所待了，也就绝对自由地作逍遥游了。

他所想像的境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境界，除了庄子又有谁创造得出呢?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的美丽形象，将那种境界人格化、具体化，使人明知其假，宁信其真。

把自己的缥缈幻想写得这样实在，这样美妙，除了庄子，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庄子随心所欲地想像出这些物事、境界，并非空言诳人，而是其构思匠心的必然体现。他极写鹏之大，椿之寿，一则造成一种声势，一种氛围，引人入胜;二则形成一种对比，一种暗示--以鹏之大暗示人之小，以椿之长寿暗示人生之短暂。

大鹏必须乘风而飞，尚且要有所待，人生的不自由不难想见;重负之下，立言、立功、立名还有什么意义，争名夺利根本没有价值，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无为、无己，在'无何有之乡'去作逍遥游!

其次是炽烈而隐蔽的情感。看透了人间的沉浊肮脏，庄子耽溺于纯洁无瑕的幻想王国中，否定了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世人。

庄子醉心于动物、植物与神仙的世界里，所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虚的、空的、幻想的、非人世的事物，似乎做到了'无己';但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背后有深深的苦闷，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产生于对人间世的绝望，他追求着逍遥却无法摆脱人生的羁绊。他把'至人'的境界写得那样不可企及，其中不正隐约露出他追求逍遥而不可得的苦恼失望吗?他把那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得那样美丽绝伦，其中不正燃烧着他那炽烈的、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火吗?还有，他虽然提出应该'无己'，物我不分，却发自内心地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由此可见他对智慧的重视，对生命的热爱;可见这个一心要飞离人世的作者要否定的不是人生社会，而只是人生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大鹏这个形象。尽管作者从原则上否定了大鹏，但是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蜩与学鸠的嘲笑，强调指出有'小大之辩'，并且三次用浓墨重彩，不避重复地描绘了大鹏的雄伟形象，热爱之情跃然纸上。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作者在才能无双、向往着逍遥却无法逍遥的大鹏的形象里，正隐藏着自己难言的苦情。

什么苦情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比较想像：一只大鹏在茫茫北冥中冲天而起，一颗心灵在深深苦闷中挣扎而出，幻想翅膀张开了，怒而飞向无何有之乡……有所待的大鹏失败了，那么心灵呢?有所求的心灵能在那广漠之野找到慰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雄伟的大鹏形象所体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欲飞的理想和无法飞走的悲哀。

四、简论《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

善用寓言，这是《庄子》一书很重要的艺术特点。庄子在其《寓言》篇中自叙其著述特点时就明言'寓言十九'，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亦指出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全书大小寓言共计二百多个，其短者或二十多字，其长者或千余字;有些篇目全部由寓言排比而成，有些篇目干脆通篇就是一个寓言。如此大量采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思想的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庄子》的寓言又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先秦其他作家如孟子、韩非子等人亦可谓善用寓言的，但孟子多采用民间传说故事来加强自己的论辩，韩非多利用历史传说与典故以佐证自己的说理。而《庄子》的寓言却大多'皆空语无事实'(司马迁语)，为庄子本人所虚构而成，正如刘向所云，其'作人姓名使相与语，寄辞于其人'。可以说，庄子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法的作家。

《庄子》寓言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多义性'。庄子在创造了如此大量、丰富多彩、变化多姿的艺术形式棗寓言之时，其寓意却是比较隐蔽、模糊的。他在讲故事时，并没有明白、精确地点明他要说明的道理，而是靠那卓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故事自然流露出来。这样，其寓言的寓意就变得多面、模糊，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一个寓言，需要读者再三体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或者同一寓言，不同的人读之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含蓄的'暗示'手法的运用，正与庄子'道'之玄虚空灵的精神实质相吻合。这种寓言的背后，包藏的是无穷的万象，不尽的意蕴，让人能够捕捉一二却也难以全部领悟，因而也是增加它内涵的丰富和模糊的美。可以说，庄子在创造这些寓言时，本身所运用的，就是一种直觉的形象思维，因而也要靠读者的智慧加上灵悟的直觉才能通彻明察。所以单凭直接的、明白的逻辑理性，是无法全部理解体会到那种'神'和'道'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庄子寓言的解释，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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