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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艺考编导类影片分析:《办公室的故事》赏析范文

2012-12-18

《办公室的故事》是苏联著名喜剧导演梁赞诺夫反映中年人爱情生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还有两部是《命运的嘲弄》和《两个人的车站》),也是梁赞诺夫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在这三部曲中,充分体现了导演的那种悲喜交织,崇尚爱情的创作风格,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是我国观众最为熟悉最受欢迎的苏联电影之一。

在影片开头,就以男主角诺瓦谢里特(托里亚)的画外音将几位主要角色作了介绍,以便观众尽快进入剧情。导演以顺时序的线性结构和办公室这个有限的空间来演绎一对中年人的爱情故事,应该说要想吸引观众,感动观众是很难的。然而导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首先,他选取的男女主人公是两个性格迥异、地位悬殊的人物。女主人公柳德尼拉是一位位居统计局局长且性情冷漠孤独高傲的老处女。男主人公托里亚是局里的一位普通职员,且妻子离异、经济拮据,只身带着两个儿子又胆小怕事的男人。很显然,围绕这样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自然是一波三折、妙趣横生、魅力无穷了。其次,办公室虽然是空间有限且人多嘴杂的地方,但由于女局长的孤独高傲冷漠的性格,职员都不愿接近她,即使有工作汇报,也先得让秘书登记请示,才能获准进入。这样使局长办公室成了一个神秘隐蔽的场所,让爱情这种私密性很强的事得以在办公室里酝酿诞生,以至水到渠成后突然成为爆炸性新闻。此成为影片的魅力之二。其三,影片的另一最大魅力就是喜剧性情节的幽默和讽刺元素的巧妙构成,不时引人发笑,自然是最大看点之处了。

如前所述,像这样一对性格迥异、地位悬殊的男女是不可能萌生恋情的。有趣的是,导演却让他们在一次意外的碰撞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身为局长的柳德尼拉平时除了工作上与职员公事公办的交往外,她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在职员的心目中,她是一个孤僻高傲的“冷血动物”。被经济所困的托里亚为了获得50卢布的职务津贴而想当处长。在尤里卡的家庭晚会上,尤里卡和欧莉娅的撮合与鼓励下,托里亚借着酒力去与局长套近乎,结果不善言辞的托里亚惹恼了柳德尼拉,他干脆把心里压抑已久的话都说出来了:骂她是“冷血动物”、“面包干”、“没有人情味”等,大家(包括观众)都为托里亚捏了一把汗:弄不好局长肯定要开除他。

出人意料的是,剧情却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局长不仅调阅了托里亚的档案,征询秘书对他的看法,还向前来道歉的托里亚哭诉了长期压抑在心中的孤独与痛苦――她的这一举动令托里亚和观众都惶惑惊诧不已。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失败恋爱的老处女和一个要在员工面前维护领导威严的局长――在双重人格的双重精神重压下其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又无人倾诉(家里除了她连狗都没有喂养一只),时间一长,自然会带来人性的压抑和心理变态。因此,正是托里亚当面骂她,刺伤了她内心隐密的痛处,唤起了她被压抑人性的复归,感情的潮水才会喷涌而出。她的哭诉使托里亚彻底改变了以前对她的误解,由此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然而,当她在部长那里受了表扬回来,官本位的威严与自信又使她恢复了往日的虚伪面目,内心的真实情感再次受到暂时的压抑。所以托里亚气愤地说:“我还以为上午才是真正的你哩,我错了!现在才是真正的你!”剧情的发展正是随着男女主人公恋情的一波三折而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在这场恋爱中,托里亚由最初对女主人公的反感到同情,由胆小自卑到被动地接受和试探,到最后,和女主人公一样主动地,大胆地去追求真爱,最终达到大团圆的结局。导演正是通过这对中年男女曲折恋情的喜剧性展现,从而批判和讽刺官僚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

作为喜剧片,幽默和讽刺是最主要的喜剧性表现形式之一。在该片中,无论是喜剧性情节的设置,还是幽默的对白,导演都信手拈来,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一天下午下班后,在局长办公室托里亚和柳德尼拉上演了一段反串角色的“双簧”:托里亚先走进局长办公室,见局长不在,就坐在局长的位置上戴上局长的眼镜,然后以幽默风趣的语调说;“薇拉,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你问谁?当然是诺瓦谢里特(即他自己)。请进,诺瓦谢里特同志,坐呀。根据你的表现,我个人有个想法,就是想任命你――我国统计学界的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啊?”这时在门外听了一会的柳德尼拉悄悄走到他身后接着回答他的话:“我不同意,柳德尼拉。”听到局长的声音,托里亚吓得掉在地上。可局长仍然以他的身份继续说下去:“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柳德尼拉,我会把轻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就这样,托里亚和柳德尼拉面对面的坐着继续进行了一段幽默风趣、维妙维肖地反串角色的对话。其间柳德尼拉还拿起剪刀学着男人的样子剪胡须,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可是当这段对话结束后,柳德尼拉又恢复了局长的高傲和自信:“今天上午我一时软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大家都尊重我,还有人怕我,今天部长还表扬了我,我一切都很好,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在这里,导演通过柳德尼拉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的对比,辛辣的讽刺和嘲笑了官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同时也揭示了柳德尼拉双重人格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