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高职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发现有2014届91%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且近4年以来这一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吸纳了较多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促进教育公平这一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落实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2014届中有52%的高职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且近4年来该比例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相对较大，高职院校该类生源比例上升，学生的资助需要随之增加。

数据表明，近4年来，“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的高职毕业生比例均高于本科院校。“这说明高职学生可能更需要相对多的经济资助、更有力的政策倾斜。公共财政如何更多更好地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职学生，值得期待，财政部领导也提出了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紧迫性。”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周凌波说。

为此，《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公平公正、多元投入、规范高效的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逐步建立职业院校助学金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据统计，2014年，高职院校主动停招或撤销了与地方产业相关度低、重复设置率高和就业率低的专业点数5269个，多于新增专业点数2004个，超过61.4%。就业水平较低的文秘、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法律事务等专业布点数分别由442、288、240、149 个减少到378、263、217 和105 个，下降趋势明显。

《报告》显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经费首次有了国家制度保障。2014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和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明确规定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万元。

“当年，中央财政共下拨高等职业教育奖补资金约64亿元，面对中央财政改革新政和奖补资金，各地如何落实、管理、使用，更好发挥央财资金绩效，值得关注。”周凌波说。

目前，全国共有23个省份制定了高职生均经费拨款标准。河北、河南、甘肃等省份采取“生均标准+绩效奖励”的办法，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但是，近1/3的省份仍然未出台相关政策，已经出台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的省份也存在标准偏低、拨付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及时跟上国家要求，建立稳定增长机制。

《报告》显示，通过对2014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的跟踪调查，发现2014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3200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月收入为2980元，比2013届高6.7%。

《报告》还显示，高职生毕业3年后月收入增长明显。 2011届高职生毕业3年后(2014年)月收入为4812元，比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增长了2330元，增幅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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