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考察时，李向玉发现，日本从幼儿园开始，教师就按照国民素质标准抓学生的基础教育，从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一代代地施行，只从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过了中国孩子”。李向玉说，中国孩子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资源太少，没老师教”。

“政府当然还要倾斜资源，但仅仅是从最后上大学的数字上倾斜资源，让数字变得好看吗?”葛剑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责任是把主要的钱投在义务教育上，使学生受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实现教育基础公平，让寒门学子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

坐在一旁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补充了一份来自中国中西部11个省农村基础教育的调研结果：在这些省份，乡镇一级的中心小学以下，还分布着6690多个教学点，这些教学点往往分布在最偏远的山区，有些地方甚至连电都不通，具体来说，这些地方有45.9%的代课老师没有参加过培训，94%的教学点从不知道支教教师“长什么模样”。

“国家投的钱也不少，一问，电脑买了没有，买了;牵了网没有，牵了。但是，没用。”马敏说，电脑买了、网牵了，但是偏远山村，信息资源进不来。有些地方老师不会用电脑，形同摆设。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马敏说，目前来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师资力量的倾斜。

添加优秀师资力量的砝码，除了呼吁还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

俞敏洪同意马敏的说法，为解决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政府投了很多钱，但是没抓住要点，“一个学校真正好，好就好在老师。优秀老师在哪里，优秀学生就在哪里。”

然而，把好老师从城里“赶”到农村并非易事。

有一次，俞敏洪到美国一个“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区，发现当地一小学，总共就200个学生，却有两个哈佛毕业的老师在那里教书。在中国，从北大毕业跑到边远地区，在农村小学蹲着，一教一辈子的优秀教师，“有，但很少”。

不过，这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俞敏洪认为“症结”还是出在“钱”上，即使在美国偏远地区，老师的房子跟城里没有两样，生活条件依然很好，然而在中国，一到农村，“水没了”、“房子没了”、“工资也没了”。

“现在中国经济当头，屁股决定脑袋，哪儿工资高，决定了老师的屁股往哪儿挪。”俞敏洪认为，除了舆论上的呼吁，关键还是要通过中央强有力的政策，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让教育资源向农村分散。

他做过一个尝试。新东方在偏远地区有六七所希望小学，其中两所希望小学的老师每年都能得到3000元补助，条件就是“待在学校”，“就是这每年多出的3000块钱为孩子们‘留’住了老师。”

在舟山县的一个山顶上，坐落着一所小学，从山下到山上，开车不过半小时路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山上是农村，山下是城市，老师们都不愿意“上山”、“进村”，怎么办?俞敏洪说其实很简单，还是要靠价格杠杆来起作用，“只要山上的老师工资比山下老师工资一年多上3000块钱，那些老师就全部待在山上不下来了”。

“不过这3000块钱得由政府出。”俞敏洪说。

3月24日，教育部针对“农村穷孩子上名校人数要增一成”的目标对外公布了三项举措，包括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以及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三者不过是在教育公平出口处的三只“火把”，让人看着闪光却未必真的温暖，而基础教育问题“治本”的火焰并未点燃。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强调“10%”这个数字的同时，还提到了另一句话，即“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的力度”。

总结：俞敏洪：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中小学一文就为您介绍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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