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医院治疗期间，孙炎明也相当乐观，甚至经常开导同病房的病友。詹医生说，从医近30年来，还从来没有见过病人在面对癌症时如此坦然与豁达。但詹医生还是担忧：“老孙对工作太拼命了，最好能多注意休息。当年跟他同病房的几人都相继去世了”。“这样正常地工作着，我才很快乐很充实”
面对记者的采访，孙炎明微笑着说：“其实，我没什么好写的，我所做的就是一名普通监管民警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是脑癌患者，可以在家养病不用来上班，可在我看来，得了癌症没什么，我觉得这样正常地工作着，我才很快乐很充实。”他后脑勺上因手术留下的一块大伤疤，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坚强、乐观和淡定。
考虑到老孙的病情，东阳看守所所长何一平曾对他说：“老孙，工作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吃不消的话，你随时提出来，不要硬撑着。”不料，听了这话，孙炎明有些急了，说：“我自己很清楚，老天留给我的日子不会很多了。如果你让我休息，我就会整天想着病情，那样愁都会把我愁死。2004年我开刀时，与我同病房的几个人都已相继去世了。我正因为有这份工作，感到快乐，生命才延续到现在。我不要组织照顾，所里有什么难事尽管分配，千万不要把我当病人看待。”听了他的话后，何一平很意外，也很感动。
每天下班前孙炎明总会挨个巡查监室。看到自己负责的监室安全正常、秩序良好，孙炎明才会放心地下班。“不要他们记住我，只要他们好好做人”
“虽说生病之后，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大伙也都让我少干点。我想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多挽救几个误入歧途的青少年，那该是多大的功德呀。再说，如果不工作，我的生命不一定能延续到今天。”
在押人员的眼中，孙炎明是他们的“贴心人”。自调入看守所工作以来，每年的春节，老孙都跟在押人员一同度过。平时，在押人员在生活中遇到问题都愿意向他反映，而他也像一位慈父，认真仔细地了解情况，不厌其烦地做好疏导教育工作。孙炎明分管的两个监室，在全所始终保持着两个“最好”：在押人员秩序最好、教育转化效果最好。 一个东阳小伙子偷了辆摩托车，被刑事拘留后，他想不开，嚷嚷着要自杀。孙炎明把他叫出监室，扭过头让他看看后脑的疤痕，问他：“你可知道我这后脑的疤痕是啥回事吗?是打架打出来的吗?当然不是!是不小心跌出来的吗?也不是。这是开刀动手术留下的。脑袋上开刀动手术，够吓人了吧!我再告诉你更可怕的，我得的是脑癌，我现在跟你谈话，说不定明天就死了，可我今天仍要好好过。你还这么年轻，知错就改，仍有美好的未来呢!”孙炎明的一番直白，这个小伙子愣住了，羞愧地说不出话来。打那以后，他自觉遵守监规，再也不寻死觅活了。 孙炎明每年都会接到已在外地劳改的服刑人员来信，信中的内容都是感谢他的挽救。孙炎明说：“我不要他们记住我，我只要他们记住我的话，好好做人就行。”
“我很幸福” “说实在的，我们一家现在能够这样坦然面对，都是老孙的乐观态度在影响着我们。”孙炎明的妻子张春香说，看到丈夫笑对病魔，几十年来积下的辛酸劳苦，都化为欣慰与自豪。 孙炎明的家是一个不足90平方米的套间，一家三口住了20来年。房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几件主要的家电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的。虽然生活不算富裕，但一家人相亲相爱令人羡慕。 张春香在一所小学当教师，她对丈夫的工作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她说，老孙是一个很淡定的人，对生活向来都没什么要求，平平淡淡、顺其自然就好。在工作上，他从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从民警转变为管教也不挑剔。“跟孙炎明从结婚到现在，我觉得精神上很充实。”
至今，女儿仍念念不忘高考完毕去见父亲时的情景：病床上，父亲戴着眼镜悠闲地翻着书本，与她想象中插着氧气管、病恹恹的病人大相径庭。“爸爸今天还吃了一小碗饭呢!”女儿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欣喜地告诉母亲。父亲的坚强与乐观使她擦干了眼泪。 老孙手术后经常性地头痛，浑身无力。看着孙炎明每天面带倦容地回到家中，妻子心疼不已，有时免不了要劝说上几句。可妻子的劝说换来的是孙炎明一次又一次的坚持。老孙说，“既然去上班，就该尽心尽职，不能稀里糊涂混日子。
正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女儿谈到爸爸时，说：“人最大的幸福是有人爱、有事做、有理想，我爸爸做到了!他总说他很幸福，因为警察这份神圣而崇高的职业，就是要把奉献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承诺、精神和义务，让生命在奉献中得到升华。爸爸现在做的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奉献自我、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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