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分数论”还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体育生、艺术生加分违规操作的黑幕屡屡出现;由于招生权被各地招生办垄断，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也不是新鲜事。

30多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使得高考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却成了教育领域改革令人尴尬的“特色”。一般认为，本轮改革起源于2005年，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被正式提上议程。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强调了高考改革的相关内容。在此期间，教育部曾多次向外界公布方案的发布时间表，但一次次“跳票”。直到今年开学后的三天，才终于给人感觉有点匆忙地公布了这项改革方案，但是正式名称却已从计划中的“总体方案”变成了“实施意见”，也没有经过之前教育部承诺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向《新民周刊》指出，高考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在于各个群体在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就存在不同的诉求：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将“科学选才”放在招考制度改革的第一位，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成为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打破“唯分数论”，形成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教育部基教司、学生司等司局的关注重点在于引导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落脚点在防止文理偏科、减轻学生负担等;而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公平是放在首位的，他们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的维护。

以教育界的眼光看来，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显然将维护公平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贫困地区招生比例，规范高考加分项和自主招生等，“有具体目标和阐述的方面，半数都和公平有关。”杨东平说。

除此之外，最明显的是高考文理不分科、“3+3”的科目改革。在原来的改革方案里，达到“科学选才”目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招考分离”，最后出台时只有模糊的一两句原则表述，没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教育改革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工程，中央将目前百姓最迫切的关注的公平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重点，也是合理的。”杨东平评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越认为，公平和效率是高考改革的两个方向，它们虽不是完全背离，但也并非同一方向，是存在夹角的。“目前的改革方案明显在公平方面力度很大，而效率方面则远远没有达到教育界的预期。‘实施意见’与‘总体方案’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和杨东平都认同的是，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高效地培养和选拔人才。

最佳模式：“以改革促进改革”

高考科目不分文理，改为语数外加学生自选的3门高中学业水平折算的分数计入总成绩，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看来，这是解放了学生的兴趣，扩大了知识面。不过，杨东平和李越的共同看法是，这还是没有改变“总分评价”模式。“维持总分评价模式就还是没有推翻‘唯分数论’。”李越说。他表示，总分评价模式所遵循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评价程序上是公平的，但是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会因为各地区各群体在经济、社会、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评价结果的过分不平等。仅仅是扩大招生名额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扩招反而会让在优质资源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里，弱势群体是不可能有优势的，只能靠政策倾斜，而倾斜在实质上又冲击了总分评价模式的程序公平。这种悖论在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解决。

杨东平指出，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合格性的考试，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分数加在一起，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他和李越都推荐的一种综合考核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例如，高职专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并进行职业适应性面试;一般本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而高水平大学的考核模式可以是“基本学习能力考试+指定科目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高校自主面试”。

“考什么、文理分不分科，算是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吗?”在杨东平看来，高考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科目改革上，重点在于高校要有招生权，也就是实现招考分离：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招生由高校自主决定。

杨东平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今年7月公布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名为《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方案提出：国家教育考试中心作为专业化考试机构，负责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省级招办转变职能，考试报名的责任交给考试中心，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通过网络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

在高校方面，该方案建议学校成立由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招生章程》和《招生违规处理办法》，对院系招生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招生和录取工作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高校向社会公开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录取程序，招生录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包括采用录像等手段记录录取过程。

他表示，当前政府之所以不向高校放权，一方面是因为招办垄断招生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的公信力不足、且自身也是行政化的官本位机构，改革的积极性不足。李越也指出，招考分离的推动，需要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现代高校制度的建立。“不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肯定会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而不是为了选拔优质人才而采取多元、复杂的考核体系。”

这就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杨东平认为，相关部门和社会不能因为担心自主招生可能出问题就不放权，不放权高校就永远“长不大”。在他看来，“招生权明明白白是高校的自主权。”

他建议，按照他设想的高校自主招生可以在少数治理水平较高、重视自身声誉的大学先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对于有人将本次高考改革与1977年恢复高考相比的论点，杨东平认为，目前的方案只是改革的启动、破冰，在30多年应试教育强大的壁垒和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攻坚很难，“希望它一出来就‘高大上’，这是不实际的。”李越则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奠基性的变革，而2014年的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设计。“高考改革的目标，不能寄希望于单靠这次改革就能达到。将来还必须有多次的改革。这只是一个开始，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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