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的春天

毛坦厂中学出身不凡。1939年抗战时，省城部分学校迁至大山中组成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1949年后改为公立，1960年创办高中部，直至现在的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1992年，男生彭传勇进入毛坦厂中学读高一。

那时，毛中只有一个小操场、四排平房、门口两家小店。高一4个班，每班60人左右。因为人数少，一个年级的同学全能认识。学生们从家里自带大米换饭票，从水井打水吃，公共厕所还在宿舍外。

学业并不繁重。下午5点下课，不用上晚自习。彭传勇喜欢打篮球，如果遇上球赛，他可以到老师家里蹭着看。一个学期里，考试只有两次，期中和期末。彭传勇拿回成绩单，他的农民父亲甚至从不过问，“无所谓，上不上大学都可以”。

事实上，高中并不是那个年代的最热门选择。在六安市，六安师范、六安农校、六安卫生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等中专因为可以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就业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上。初三复读、只为考中专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有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显著。

然而，等到2000年，彭传勇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时，状况已大不相同。高一已有9个班，校园里多了一幢行政楼。2001年，10个班;2002年则一下子扩展到20个班、1500人左右——原因很简单，前一年底，毛坦厂中学创省级示范高中成功。

1999年起，中国高校保持两位数比率的大规模扩招，尤其是二三本院校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更让毛中如鱼得水。

因为生源不好，二本院校一直是毛中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以2012年为例，达本科线的7626人中，二本最多，为3641人;其次是一本和三本，分别为2474人和1503人。于是，有家长将毛坦厂中学戏称为“二本批发部”。

而二本又是复读学生和家长们最现实的目标。金安中学曾做过统计，前来复读的学生高考成绩呈橄榄型排列，高分低分都少，多集中在三本线下50分左右。复读一年，人均提高100分，至少“保证三本、冲击二本”。

此时，高职、高专等文凭在社会上风光不再，本科成为家长们的最低选择。

2004年，安徽省教育厅规定省级示范高中严禁举办高考补习班;2005年，经六安市教育局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招收复读生和借读生。

名正言顺之后，来自合肥、淮南、阜北等地的复读生向金安中学渐渐集中。其中，合肥生源占据了五分之一以上，不乏省市领导的子女——安徽省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毛坦厂这样管理严格、环境封闭、擅长应试的复读高中了。家长们将毛坦厂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一次的回炉机会。他们中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如果在毛坦厂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2013年，安徽全省约有10.5万复读生参加高考，以此计算，每17人中就有约1人出自毛坦厂。

复读模式的成功还让学校的应届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最近3年，毛中的中考统招线每年提高5到10分，与老牌六安二中的差距缩小，并将其他乡镇高中远远甩在后面。

毛坦厂小学也因此拥挤起来，一个班七八十学生是常态——有的陪读家长，直接将更小的孩子带到毛小上学。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深刻感受到学校扩张与衰落间的差异。他曾去毛坦厂附近东河口镇某村小，迎面看见4个孩子结伴放学，陪同的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学校一半的学生了”。

毛坦厂中学的扩张实在太迅猛了。始料未及的老师们偶尔也开玩笑，动用学校一小部分资金、空运一半学生，就足够在钓鱼岛上建个毛坦厂分校宣示主权了。

如今，金安中学已建起了5层楼的补习中心，新的体育馆、游泳馆、洗浴中心也都在动工建设。“我们基本不贷款”，金安中学刘立贵校长底气很足。在他看来，金安中学吸引复读生的能力和热潮，至少在10年内不会改变。

妈妈们的选择

直到来到小镇，王玲的妈妈才知道，毛坦厂没有“毛毯厂”。毛坦厂音从“茅滩场”而来，位于六安南部山区，曾是空旷平川，茅草丛生，是官员放马的场所。

她从淮南转车六安，再到毛坦厂。从六安市区，早6点至晚上5点半，开往毛坦厂的中巴每20分钟发车;从合肥南站、旅游车站，每天共有五趟专线直达小镇。

2013年春节后，王玲终于开了口，让妈妈过来陪读。理由是，别的同学都陪读。妈妈一口答应：“万一考不上，以后会不会说是我不陪读的错?”

接着，她以100元一天的价格包下了私人所开快捷酒店的一间房。那些金安中学东门对面的房间，隔断成8平方米左右，带独立卫生间和热水器，每学期8000块钱还抢不上。

房东的租房公告还会特意写明：“学生休息时间内，不能洗碗、洗衣服。”

这天中午，她刚叠好女儿的衣服，又拿起毛线织棉鞋套。蒸好的饭在电饭锅里热着，就等着女儿在半小时里匆忙回来吃一口。

“这里什么都贵”，她有些抱怨。没有1块钱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块钱一斤;猪肉12块，而她家只要8块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几乎无事可做。学会了做棉鞋，偶尔打牌。白天，小镇静悄悄的，在学生放学的两个时段短暂沸腾重又安静;傍晚，蜗居的陪读妈妈们三五成群，遛弯闲逛、跳广场舞，成为独特一景。

李佳佳也在外租房居住，奶奶陪读，妈妈每周探望。临近高考，李佳佳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为了一点洗澡水抽不上、做菜口味偏淡的小事，她也要无端挑剔一下，发发脾气。妈妈不做声，只当这是宣泄压力。

何况这并不少见。她就曾听见其他学生跟妈妈嚷嚷：“饭烧不好，会影响我周考成绩的!”

很难说清在巨大压力下朝夕相对的母女，关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年时间，对于妈妈们来说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们甘愿承受。

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十年，每位妈妈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心酸故事。比如，一位家境富裕的合肥妈妈，曾在1999年拒绝朋友共同开发房地产的邀请，原因竟是，她压根不知道还有银行贷款这一说。

还有外出打工的，因为不识字，只能在工厂烧锅炉，工作12年后工资还没突破2000块，“没有知识，做的就是吃苦的活”。

“不说别的，现在考个公务员、好一点的单位，不是至少都要有个本科文凭吗?”李佳佳的妈妈并不赞同毛坦厂的应试教育方法，却不得不鼓励女儿完成复读——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输不起。

这位有大学学历、如今已是省人大代表的工程师如此反省：“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共同造就了这个巨型高中。可以说，一加一的恶果是大于二的。”

2013年6月，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厂镇的高考气息一天天浓厚起来。街边小贩一边卖葱，一边卖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摊子都适时出现。

在毛坦厂中学那棵百年枫杨树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墙面上的红绸、锦缎已褪了颜色，覆盖着崭新的锦旗“我求神树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树旁，香烛摊一路绵延至中学门口。王玲妈妈本来想拜拜，最后还是觉得难为情，走掉了。

王玲也想放孔明灯。不料班主任劝说：“还是别放了吧!放得上去还好，万一放不上去，被电线杆子挂住了，岂不是成了‘线下’?”

黄色的孔明灯也是忌讳，表示“黄了”。

2013年6月5日高考送考节，在礼花与奏乐伴随下，70辆大巴缓缓开出校门，将王玲和李佳佳送往六安市区。今年同样讲究，前三辆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过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这个高考小镇，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数个关于高考的暗喻。

这天下午，王玲妈妈在宾馆里收拾包裹准备离开，远远听见街道上传来的鞭炮声，忽然停下动作，起身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终于要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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