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至7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2010）隆重召开。这次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责任与行动”为主题的学术盛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
本届北京论坛专门设立了以“变革时代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责任与未来”为主题的教育分论坛，来自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就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探讨一：大学教师评鉴――多出论文还是重在教学？
“你就是我们重庆大学生产大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每天记工分，每年算工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陈景秋曾这样跟校长开玩笑。他说，由于高校各种考核指标太多，每个人都觉得有压力。“如果一个教授没有完成年度指标，脸都没地方搁，挺难受的。”
陈景秋说，对这部分人来说，钱是一个方面，荣誉感也是一方面。在一个有工作指标的地方，作为一个教授，他完不成或完成了但不靠前，他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这就影响了一批很有学问、但现在还产生不了多大价值的人，可是他们对大学发展很有作用，我们有很多教师，他们很能干，在教书、掌握学科方向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就是对这些指标受不了。”
近年来，关于高校老师的评估制度屡受诟病。不管是本科教学评估的形式主义还是少数教师的学术造假，很多人都将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于高等学校的评估体系失衡。
在北京论坛上，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的周祝瑛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她对台湾高校教师评鉴体系的观察，在以追求卓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目标的背后，却充斥着以量化评鉴指标作为评鉴教师学术表现的依据，不仅忽略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之特性、各学门间的差异，也同时加剧了校内各学院、甚至各科系间不甚公平的竞争。
周祝瑛非常诟病于一套标准的评鉴体系，她认为，不管是何种评鉴，目的都是在提升质量，必须考虑到学科性质以及社会文化脉络的影响，不应只用单独一套标准，来凸显受评者之优缺点。
“在以量化评鉴指标的大环境下，必须重新思考本身如何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特性的定位问题。在此前提下致力于发展各领域特色之了解与掌握，进而提出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多元且有效的学术评比方式，以真正落实政大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与追求学术卓越之目标。”
身为一名台湾学者，周祝瑛也关注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高校评估体系。以中国大陆为例，其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所承办之高校评估，区分为两种类型：院校评估与专业评估。其中，院校评估指的是：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高职高专教学评估、独立学院教学评估、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教学评估、中央电大教学评估、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评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教学等多种机构评估。而专业评估则是以学科为单位，共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个学门；再依各校之发展方向与特色进行评比排名。“可知中国大陆整体高教评估制度虽不尽完善，但却能逐渐迈向多元化之评鉴模式，将各学科学门依其特质进行有效之评估。”
“高等教育的是人，而不是产量和数字，我建议高校学术研究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让更多人能够安身立命。哪怕我不太会写文章，但我书教得非常好，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周祝瑛说。
探讨二：高考制度改革――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
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普遍存在着公平与效率问题，高考改革也不例外。在公平与效率的两端，一般情况下，往往管理者或决策者会较趋重于效率，被管理者或民众则更关注公平。未来的高考改革到底应该以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怎样使天资聪颖的人能够顺利进入好的大学？让社会下层群体的子女实现向上流动？又如何让每一颗星星都能闪闪发光？
本届北京论坛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深知高考制度的局限和应试的弊端，希望逐步改革高考制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许多关于权贵子女为加分之类弄虚作假的报道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刘海峰坦言。
这是一个十分让人困惑的问题。现实社会往往是公平与效率两者难以兼得。2010年夏天，复旦大学招生中发生的一件个案便体现出扩大自主与规范办学的矛盾，或者说面临公平与效率的取舍问题。2009年10月，陕西省某中学高三学生孙见坤参加了复旦“博雅杯”全国征文大赛并获一等奖，经历面试后，他被列入复旦大学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然而，2010年6月孙见坤的高考成绩低于陕西省一本线6分，复旦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决定破格录取该生,并与陕西省招办联系落实此事。经过反复沟通和协商,陕西省招办认为孙见坤不符合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条件，不能予以投档录取。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讨论。赞成派是从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反对派则从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陕西省招办体现了公平为重，复旦大学体现了效率优先。
有学者认为：“在效率的维度上，自主招生制度承担着为国家选拔多样化、创新型和拔尖
人才的社会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在保障着教育公平的维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主招生是有条件的自主，它受制于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但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刘海峰观点明确：“高考是不太好，但目前没有高考将更不好。高考是有坏的方面，但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如果中国人已到了可以公开忍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来追求效率的时候，便可以减少对考试分数的依赖。如果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公平就还是高考改革中的首要考虑因素。”
探讨三：学习型社会――继续教育与大学培养如何协调？
从1968年罗伯特・哈钦斯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个术语以后，在40多年的时间里，“学习型社会”逐步由概念发展为现实，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时代特征。当今许多国家先后开始探索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积极致力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中国在2002年11月和2007年10月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连续提出了“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倡，使得继续教育事业与时俱进。
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观是培养年轻的一代，为未来的社会服务。而当今社会，一次性人才培养已不能满足个人及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需要对人才进行继续培养开发，以满足人才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的需要。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职能的确立，延伸和扩展了大学人才培养观。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副部长、网络教育学院院长侯建军教授认为，正如高等学校进行的第一次人才开发一样，对于这样一种高层次人才的继续培养开发，很大程度上仍需要高等学校来继续满足，这是高等学校面临的新的人才继续教育需要。
大学有必要保持与实际世界的联系，而在人才培养教学过程中，继续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侯建军的主要观点是，继续教育的发展要与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相促进，实现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
他说：“一方面，要依托学科建设，深化继续教育发展。继续教育要以教学科研力量为支撑，突出专业优势与特色，提升继续教育核心竞争力。要借助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继续教育项目研发，注重实效性、前瞻性，打造精品化、品牌化的培训项目，以学科内涵的发展带动和提高高层次培训的规模。另一方面，要把继续教育与院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继续教育促进教学和科研。以学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学校各类教育的整体全面发展，构筑各阶段人才培养的连续体。”
对于继续教育的发展，侯建军提出了“一体多元”的构建思路，即通过一体化建设，实现“品牌形象一体化、监督管理一体化、质量标准一体化和学员服务一体化”。推进多元化发展，实现学科优势多元、市场渠道多元、办学模式多元、学员群体多元、教学方法多元。处理好“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关系，发挥一体化建设的综合性优势、规模效益和质量品牌效应，突出面向需求与学科优势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特色。
继续教育也是全社会的事业。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的合作，要形成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团体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协调工作的继续教育健康发展环境，从而真正实现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
■ 学者观点
高考是不太好，但目前没有高考将更不好。高考是有坏的方面，但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如果中国人已到了可以公开忍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来追求效率的时候，便可以减少对考试分数的依赖。如果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公平就还是高考改革中的首要考虑因素。”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
“高等教育的是人，而不是产量和数字，高校学术研究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让更多人能够安身立命。哪怕我不太会写文章，但我书教得非常好，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周祝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