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支点是教师的水平，让教师轮转，不增加教师们上班的交通成本，让教师在本区内轮转，三年一轮转，抽签决定去向。比如一个老师，现在是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的，三年以后他不知道去哪儿任教。这样，考生们原来想要去一所初中，那里的好教师特别多，三年之后好老师去哪个学校你不知道，学生还要择校吗?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初中水平趋于平等，人们就不再挑肥拣瘦了。现在这个就近入学的简单化政策是不得要领的，没有抓住本质。本质目标就是努力让各个初中教学水平趋于接近。能不能绝对接近?不能，但是可以趋向接近。那时，就近入学不用变成硬性的规定，变成考生发自内心的选择，问题才能解决。

成功的改革源于管理者愿意改变

南都：做到这一点还得从两个方面来说，硬件方面是整个学校的硬件资源是不是能提到一个水平上，软件方面师资力量是不是可以达到均衡?

郑也夫：硬件条件不够的可以注入资金，条件好的不要再注入了，要拉平。虽然要花钱，但是是简单的。软件要轮转，先说好办不好办?不好办。难办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是不是真心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到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愿意看到初中各校水平上的差距，愿意看到优质初中的存在。为什么呢?既得利益者有钱有权，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优质初中，学校都一样还有什么优质资源可以占据。既得利益者里面既包括有权势的家长，也包括学校。这么多家长去行贿，校长多牛。甚至名校的普通教师也被捆绑在利益链条上，他们的收入高于普通学校的教师。所以学校的既得利益者也未必愿意改革。还有官僚们管理学校，每年都要把关系户送到优质的学校去，如果学校都一样了还上哪儿去，整个既得利益链条全都没有了。

但是民众需要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比拼学习成绩的压力。初中趋于平等，这才是改革的方向。障碍在于权势阶层和腐败。现在政府以此前没有的力度反腐败，但反腐有一个项目一直是空白，就是子女教育上的腐败。官员们腐败不仅是捞钱，他们对优质教育资源极其重视，事实上这件事情上存在严重的腐败，花钱、行贿、跟校方交换，为孩子获得一个座位。虽然就近入学这个政策不够到位，但如果坚持这一政策，以后就要严格检查官员，看他的孩子就近入学没有?乃至要严格检查官员们在孩子入学前的一年搬家了没有，将这些作为履历的考核。如果权势阶层拼死保护优质初中的存在，初等中学趋向平等的改革是很难做到的。成功的改革源于管理者从心里愿意改变。而他们为什么从心里愿意，要靠舆论、法治抑制入学特权，必须跟广大民众一样。一旦权势者只能跟民众一样了，初等学校的教学水平的平等才可望获得，这将是全体民众的福音，是学生们的福音。

南都：不管怎么说，就近入学写入新政，也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就看事后的监督是不是可以跟得上?

郑也夫：这个政策没有釜底抽薪，没有打算改变初中教学水平趋近的措施。现在的社会跟计划经济时代不一样，现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博弈，一方提出了规章，另一方就会看有什么漏洞可钻，大家在博弈，而这个政策是经不住博弈的。校区房争夺马上开始，能够平等吗?钱包里的钱一样吗?大家的人脉、权力一样吗?所以马上又是新一轮的博弈。如果没有改变教学水平趋近平等的举措，就近入学政策必将失败。

南都：就让时间来检验这个政策吧。这是小升初的基本情况，现在说一下从初中到高中的情况，30%比例的优质高中名额分配，这是不是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

郑也夫：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我理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现在初中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普通初中 ，一 个是 优 质初中。二者的教学水平差距极大，生源水平差距极大，乃至在优质初中的毕业生和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在中考的考分上差距极大。可以说优质高中的生源被优质初中垄断了，也就是说这个小孩进了哪个初中几乎就决定了日后进哪个高中。其实二者的关系理应有一定的偶然性，有人晚熟，有人早期努力不够，等等。但现在的情况是进了普通的初中大概就很难进优质的高中。这个政策制定是为了打破这个状况，普通初中的学生有的潜力也不错，不能因为进了普通初中，就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所以这30%的名额几乎是给普通初中的。换句话说那70%或接近70%其实还是分配给优质初中生进优质高中的。我对这个政策的质疑依旧在于，如果能把初中教育水平建设得很接近，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还费什么力气制定份额。

政策应贯彻公平一致的竞争

南都：如果能够达到教育水平趋近，那么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些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

郑也夫：为什么不能在中考的时候贯彻一律平等?为什么要有一部分人占有30%的录取名额，这些名额的分数比较低就可以录取?这就留下了考生们、家长们与这个教育政策博弈的空间。我甚至怀疑，大家会千方百计地钻政策的漏洞，有些学生可以通过家长在一个优质高中占据一个座位读书，但是他不算优质高中的人，只是旁听，这是查不出来的，因为不是学校注册的人，考试的时候回到普通初中考试，因为普通初中考优质高中有30%的额度，这30%是低分数录取，他可以玩这个把戏。改革的关键点应该是让全部的初中水平趋近，如果这样，还需要30%分配的名额吗?不需要了。又是初中就近入学，又是优质高中30%的名额分配，其实就做一件事好了，让初中的硬件平等、让初中的教师轮转，把这件事做扎实了，其他的事情迎刃而解。

南都：就是说，你担心考生们将借30%的名额政策去博弈。

郑也夫：这个政策一出来，实际上把初升高的中考变得极其复杂。其实大家知道所谓名额分配，此前就有，不过没到30%，是10%。我问过某优质中学的校长：来自普通初中的10%的学生，与来自优质初中的90%的学生，录取分数能差几分?他们说，能差十几分甚至几十分。我又问：是不是到高中以后，分数低的这些普通中学来的人能打翻身仗?他说基本上翻不了身，而且因为学习跟不上，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会发生抑郁症之类的情况。所以我不看好这个复杂政策。政策应该更简单一点、贯彻公平一致的竞争，这样会好一点。如果某个政策要说照顾一个人，家长肯定愿意被照顾的，被照顾到了人大附中、北京四中，这多高兴。但如果学习能力真的追不上人家，在北京四中受罪，学生自己抑郁，不如在适合的高中里学习，心态自信也许会更好，会有益于日后的发展，因为人格比较健康。

南都：我们再谈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逐年减少的特长生的招生比例?

郑也夫：能把方案设计得简单，就不设计复杂。特长生应该全面取缔，而不是百分比逐步递减。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比如爱拉提琴，或者是体育上有优势之类的，不该被造就成特长生制度。为什么要把很多不同类型的优秀少年都捏合在一所中学呢?比如学习成绩很优秀、拉琴很优秀、田径很优秀，为什么都集中在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呢?没这个必要。假如说人大附中是培养学习能力、智力发展的名校，那么，提琴、田径的人才可以相对集中在别的中学，一般的学校。为什么一所好学校要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垄断，有这个必要吗?特长生不进优质高中，中国拉琴就出不来人才，田径就不出来人才了?既然特长生的制度没有必要，何必逐年递减，这又不是养病康复，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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