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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文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古典文论，在文本表述上的最大特点是理论文本与诗性文本的杂糅，这就决定了对它的翻译既是学术理论翻译，又是文学翻译。换言之，相关翻译既有学术理论著作翻译的性质，也有文学作品翻译的特点。

理论文本与创作文本相互参读

日本古典文论文本上的这种间性特征，不但表现为和歌、俳句等“不可译”文学样式的大量存在，而且还表现为理论问题的感性表达，使得日本古典文论的翻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理论著作翻译，而是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的结合。更不用说日语的古文与现代文差异甚大，用古语写成的古代文论艰涩深奥，而过渡时期的近代文论所使用的大多是文白混杂的文体，翻译难度都很大。

翻译难度大，愿意翻译的人自然就少了。在我国一百多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上，虽然已有洋洋两千多种作品译本，但日本古典文论方面的书译过来的很少。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曾掀起一股日本近现代文论的翻译小高潮，但主要集中于左翼文论及“新兴文学理论”的译介。至于日本古典文论，在笔者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出版之前，所有译文(包括选题重复者)只有约20万字。

翻译的少了，就难以使读者对日本古典文论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喜欢日本文学的读者，看重的是日本文学的“物哀”、“幽玄”的审美色调，于是去读日本物语、和歌、俳句和现代小说;而喜欢读理论的人，则认为真正的理论还要在西方文论中寻找。于是，日本古典文论就被忽略了。

实际上，日本古典文论的文本资料相当丰富，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理论中独树一帜，理论上很有特色。我们的诗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要真正具有世界性，要突破“中西中心”论，要走向比较诗学，就要将日本古典文论翻译出来，纳入视野。

从求知、欣赏和审美的角度看，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作家创作了什么，还要了解日本文论家如何解释他们的创作。如果对日本文论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对日本文学作品的阅读很可能只流于感觉、感受的浅层，理解的深度就有所局限。将理论文本与创作文本相互参读，是深入理解日本传统文学乃至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必要与有效的途径。

鉴于这样的认识，笔者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其分为《古代卷》、《近代卷》(明治年代的文论已经古典化)，共2卷4册，收录89位文论家的文论著述170篇，共计160万字，绝大多数篇目为首译。其中，《古代卷》分为“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和“物语论”5种文论形态;《近代卷》以思潮流派为依据，划分为“诗歌戏剧革新改良”、“政治小说与启蒙功利主义文论”、“写实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自然主义文论”、“余裕论·私小说与心境小说论”共6种文论形态。

相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体会到，日本古典文论的理论文本与诗性文本的间性特征，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一方面，日本古典文论作为理论文本，在翻译中应该以信实为第一，不能过度提倡诗性文本中的那种“再创作”，不能过分鼓励所谓“创造性叛逆”，因为“创造性叛逆”往往会成为“破坏性叛逆”，对原作和读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作为理论文本，日本古典文论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和语言逻辑，既包括形式逻辑，也包括文气、情感等内在逻辑。因此，忠实的翻译并不意味着拘泥于字句，而是要上下勾连，把它的逻辑与文气传达出来。

另一方面，日本古典文论又有诗性的特征，在语言运用方面，总体上依赖“以心传心”，因而其表达往往过于诗性和暧昧。这就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本来过于简单的原文加以适当的阐释，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阐释。而要有效地加以阐释，最有效的途径，是用现代汉语，而不是用古汉语，来翻译日本的古语或半文半白的文体。古汉语本质上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而不是一种科学、精确的语言。假如使用古汉语翻译，就可能会使译文含混不清，让人感到一头雾水，如严复所说“译犹不译”。在我国现当代翻译史上，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献是用现代汉语翻译的;两三千年前的印度大史诗也是用现代汉语翻译的。何况一千年乃至几百年前的日本文论，完全应该用现代汉语来翻译。这是一种“彻底的”翻译，因为它不仅克服了日语与汉语之间的界限，而且超越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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