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变得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高、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品质的铸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阅读。我们应该重视它，欢迎阅读文学批评的世界文学生活。

上世纪中叶，德国学者马克斯·本塞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批评与论战》的短文，冯至先生将它译了过来，发表在1944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应该将“批评”与“论战”区分开来，因为批评家区分作品的真伪，评定它的价值，而论战家则以宣示和捍卫真理为己任，“热情饱满，思想充沛，同时对人类有强烈的爱，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个论战家的态度必须是道德的”。

这样的区分，其实并不很科学。因为，在批评家与论战家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第一流的批评家，如别林斯基、勃兰兑斯、鲁迅、乔治·奥威尔，往往都具有论战家的道德姿态和精神气质。克尔凯郭尔说：“生产者、新的创造者，永远需要场所，所以他是战斗者。”事实上，批评家也需要有“战斗者”的精神，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他才敢于坦率而尖锐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敢于颠覆固有的文学秩序，才敢于向文学界的权威们发出尖锐的质疑。

用较高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我们缺乏“论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把文学当做圣物的纯粹态度，缺乏求真的热情和面对问题的勇气。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的时候，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像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要想改变文学批评的现状，就需要在我们的意识里注入敢于质疑的勇气，就需要在我们内心培养善于“论战”的能力，就需要包容和鼓励像别林斯基一样具有“论战家”性格的文学批评家。假如我们的批评家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热爱真理，那样严格认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风气一定会更好，我们的作家也不会因为批评家的无原则的夸赞和纵容，而在写作上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而陷入一种沾沾自喜、莫予毒也的幻觉里。

那么，别林斯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家?在他的批评里，有哪些东西至今依然像金子一样闪光和宝贵，依然值得我们肯定和吸纳呢?

就学术水平来看，别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学者，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他曾经赞美过沙皇发动的波罗金诺战争;在美学理念上，他曾经宣扬过“纯艺术”论;在文学上，曾经贬低甚至否定过乔治·桑和席勒，对圣博甫的“历史批评”，也曾做过不正确的评价;　从认知方式来看，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般来讲，别林斯基在抱有妥协情绪的时期，往往滥用先验论的逻辑体系，并且轻视事实。”然而，“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所以，在这样的错误和转变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见风使舵的摇摆，而是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与自我纠正的勇气，正像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

感谢阅读文学批评的世界文学生活，希望大家从中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