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泰戈尔的日本之行使他深深地赞美日本国民的团结、顺从和忍耐的精神，他曾称日本为“亚洲的新日出”。但是在1937年7月7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诗人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自己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他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态度。1937年秋天在病中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切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与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作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1938年4月，他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一封信，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末了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殊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

1956年，周恩来总理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也在中国读者的心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从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就在中国风靡一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莫不受到他的有益的影响。

郭沫若追述自己初读泰戈尔作品的感受时说：“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他还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称作“第一阶段泰戈尔式”，特点是“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作于日本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鹭鸶》和《春愁》等作品，显而易见地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他早年的泛神论思想中也有泰戈尔的影子。

1919年，冰心研读了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后，于是“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冰心曾译介过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在泰戈尔的诗作中觅得了自己心爱的题材——母亲和孩童。泰戈尔的短诗也影响了冰心，使她写出了诗集《繁星》和《春水》。应该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流行的“冰心体”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中，显然也有泰戈尔创作的痕迹。

正如郑振铎在他所译的《飞鸟集》的序言所说的，我国许多写作新诗和短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

196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为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共10卷的《泰戈尔作品集》。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也被选入我国中学的教科书中，而在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中，泰戈尔的作品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民热爱泰戈尔。

在古代印度，随着奴隶制度的出现，印度特有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也逐渐形成。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

其中，婆罗门是以祭司为职业的僧侣集团，是宗教和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是帝王将相，是权力和财富的主宰者;城市平民被归属于吠舍这一种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首陀罗，他们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过着最悲惨的生活。

种姓制度严禁不同等级的人交往与通婚，因此，在这个人人被打上种族烙印的东方文明古国，仅诞生这一偶然因素就可以决定人们一生的地位、职权与生存境遇。于是，每一个家庭，尤其是那些高等种姓都要竭力去维护自己家族的尊严与权威。

泰戈尔出生于怎样一个家族背景呢?查考他的家世是件极为不易的事。据考证，泰戈尔一家虽都是婆罗门，但正统的婆罗门却因为他们被称为“皮雷利”而对他们加以排斥。关于“皮雷利”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说法不一，但据说是在很久以前这一家族违背了教规，接触了异教徒(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此正统的婆罗门蔑视他们，就像蔑视低种姓的人们一样。

社会的排斥使他们到处流浪。在17世纪的最后的10年里，一个名叫般伽纳·古夏利的年轻人，离开了他在东孟加拉库尔纳区的家，来到恒河之畔，在距离英国人驻地不远的戈温德普尔村定居。那时候，戈温德普尔(现为加尔各答的一个区)还只是个小小的渔村，村里的人都属于低种姓。居民们见到一家婆罗门竟屈尊来这儿定居，心中的喜悦便油然而生。于是人们便尊敬地称古夏利为“塔克尔”。①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克尔”这一尊称变成了这家人的姓。

①“塔客尔”系对孟加拉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意即“圣”或“先生”、“神”、“主人”。

当年的古夏利家最早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并获得了专门负责供应外国船只食品的美差，从此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由于经常和外国商人特别是同英国商人打交道，外国商人便自然而然地以为“塔克尔”是这家人的姓氏。这以后，古夏利家族姓又经历了另一次变异：由于英国人不能掌握印度生僻词的正确发音，所以他们又把“塔克尔”读为“泰戈尔”。

年深日久，“泰戈尔”——这“塔克尔”的英文变异就成为这家人的姓氏了。

就像家族姓氏的变迁和英国人密不可分一样，这家人的命运一开始也同在印度的英国势力结合在一起了。随着英国的政治势力和商业贸易在印度国土上的迅猛扩张，这个在昔日不起眼的小渔村也日趋繁荣，最终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加尔各答，成为印度的新商业中心。泰戈尔家族也分享了这座城市的好运气，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益兴旺起来，依靠兴隆的商业活动和庞大的庄园作为后盾，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印度的名门望族。到了诗人的祖父德瓦尔伽纳·泰戈尔这一代，这个家族达到富裕昌盛的顶点。

德瓦尔伽纳诞生于1794年，他精明能干，家资丰厚，生活豪华，同时又乐善好施，为公益事业投入大量的钱财，因此被人们称作商业界的

“王子”。在当年的印度社会中，他是位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享有崇高的荣誉。德瓦尔伽纳不仅拥有许多大庄园，而且所经营的商业遍布于各个行业，如硝石、蓝靛、糖、茶、煤等等。此外，他还有一支船队定期往来于英国和印度的海岸之间。他还开设了第一家以印度资金进行周转的现代银行——“联合银行”，组建了“泰戈尔公司”，妥善管理这些企业。在公益事业上，他总是慷慨大方地捐款资助加尔各答的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为创办加尔各答国立大学、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第一所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当人们走过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的台阶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德瓦尔伽纳的塑橡。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兴趣颇大，与印度的大学和医学院都有交往，并常常参加皇家亚洲学会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

德瓦尔伽纳思想进步，对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领域中的进步改革运动的支持，他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罗摩·摩罕·罗易①及当时其他进步人士从事的改革运动，无一不从他那儿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当年，海上旅行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叛逆并要遭到惩罚，而他却在1842年和1844年两次漂洋过海到英国旅行，并访问了英国女王和贵族，会见了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第二次旅行未能返回故土，1846年他在伦敦与世长辞，享年51岁。

德瓦尔伽纳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代温德拉纳特便是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生于1817年，他的童年是在颇为豪华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而这种奢华的生活在他青年时期则达到了顶峰。代温德拉纳特在慈祥的祖母、善良的母亲和富有的父亲的三重宠爱下长大。

然而这三方面的爱却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祖母生活十分简朴，她只吃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吃多少日子，就斋戒多少日子。平日里她总是不断地为家神编织花环，唱赞神曲。而代温德拉纳特的母亲在苦行和纯朴方面比祖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远离她的丈夫，不愿意同他接触，视他为“粗野之人”，她甚至觉得和丈夫一起用餐都是一种堕落。

来自祖母和母亲与来自父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爱抚，在代温德拉纳特朦胧的意识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使他过早地变为一个沉思、持重和性格内向的人，而且还迫使他那颗年轻而又充满疑惑的心，常常去思考自我克制是不是宗教的真正奥秘，去思考自己是选择自我克制还是追求快乐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