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历史洋务运动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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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3

1.相同点:向西方学习。

不同点: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比西方好,不必改革,只要学习西方制造利器即可。郑观应认为既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制度。

2.郑观应批评洋务运动是中体西用。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改变封建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

【教学后记】:

【附件】:

倭仁

倭仁(1804—1871),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道光进士。道光末年,他和曾国藩标榜“理学”,以封建卫道者自居。同治初年,他任文渊阁大学士,反对洋务派设立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首领。著有《倭文端公遗书》。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白银之多。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2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他参与所谓“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7年,他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天津制造局》1867年4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初名“军火机器总局”,以英国商人兼丹麦领事密妥士为总管,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187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接办,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因密妥士不精机器,李鸿章将其撤职,改命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沈保清主持。沈保清把天津机器制造局扩充成东西两局,分设四厂。1895年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它主要制造弹药、枪炮、水雷等。1900年八国联军将其焚毁。

《轮船招商局》1872年12月,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派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招股试办。第二年正式成立。名为商办,实则官商合办,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牛庄、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日本横滨和神户、新加坡、吕宋等地。它承运漕粮,兼揽商货。成立时买轮船3只,到1876年有船12只。1877年,以222万两白银的高价收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旧轮船18只,扩大经营。由于管理腐败,又受洋商航运业排挤,难以维持。1885年盛宣怀奉命进行“整顿”,改为官督商办,但仍然连年亏损。1909年轮船招商局改归邮传部管辖。本图是轮船招商局设在上海的总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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