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大士收善财童子”本来是一段民间佛教传说，杂剧中的“鬼母皈依”和小说中的“大战红孩儿”都以它为创作基础，然而小说则更见功力。杂剧把主要矛盾放在鬼母与神佛之间，而且与全剧缺乏前后照应;小说则把红孩儿与取经人的冲突当做主线，又将红孩儿改成牛魔王、罗刹女之子，如意真仙之侄，为后来借扇、取水之事按下伏笔。因而情节内容更丰富，结构也更谨严。杂剧中的红孩儿没有写出个性，本领也不大;小说中的红孩儿却能说会道、凶恶急躁，以“三昧真火”惨败大圣。这就在增加取经困难的同时，突出了孙悟空顽强不屈的性格。

杂剧里也写了唐僧以“仁者爱之本”的教条逼迫悟空背负红孩儿，但没有将矛盾展开;小说则照应了前面“尸魔三戏”的师徒冲突，进一步揭示了取经人的内部矛盾和孙悟空的内心冲突，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因而这段情节就更为生色。

(四)《西游记》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起来，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完满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爱憎。猪八戒的塑造，就此而论，最为典型。他那些明显的缺点：好吃懒做，贪财爱色，弄巧进谗，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嘲讽。同为说谎，一牵涉到取经的根本利害，作者的态度就由善意的嘲笑急转为严峻的批判。所以就连他那过分的“老实”，也没有被轻易放过：好几回，他死在临头却按捺不住那股天生的傻劲儿，一声大笑，就泄了悟空的机密;结果耽误了救师父，还自讨苦吃。猪八戒“邪心”最多，如意算盘也最多，作者越是夸张地描写他那种愚蠢的想法，他的事与愿违也越发引人发笑。对唐僧的无能，作者只是讥笑;但当他无情地诵念紧箍咒时，作者却通过行者的无辜受苦，八戒的幸灾乐祸，妖精的逞威行暴，以及唐僧本人的自罹险难，毫不容情地进行尖锐的批判。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中心人物，是诙谐、幽默和乐观主义的化身;但对他“秉性高傲”的缺点，作者也不时安排一些局部的失败，给予善意的嘲讽。例如“二借芭蕉扇”时，作者故意让他没学到缩小扇子的口诀，结果就出现这样一副姿态：一个身长不满三尺的汉子，竟趾高气扬地扛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这种不成比例的形体对比，艺术地讥讽了孙猴子的自满。但是对那些在生活中原本就是丑恶、畸形的东西，作者却只有一片强烈的憎恨。龙婿九头虫身为恶贼，害人不浅，作者就为龙子龙父安排下斩尽杀绝的下场。杨老儿宽厚好善，并不能抵消强盗儿子人头落地的厄运;铜台府地灵县的一场官司，讽刺和揭发了刺史、禁子的贪婪凶暴;取经“要人事”则暴露了庄严法相后面隐藏着的丑恶世俗。类似这许多含意深刻的讽刺，使人很自然地在笑骂声中联想到当时社会的恶浊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