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形式。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不同的鱼生活在不同的水里，只要没有特殊的灾难发生，至少在精神上是没有严重的苦痛的。穿长衫的人获得人们的普遍的敬畏，并且有实际的权力可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孔乙己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不论短衣帮还是酒店掌柜，都提不出任何异议，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力，是鲁镇社会的惯例。他们有“文化”，并由这“文化”换得了“金钱”和“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文化”的实际价值，在精神上也获得了基本的满足;“掌柜”靠卖酒赚钱，他对长衫顾客的特殊招待是经营的需要，往短衣帮的酒里羼水也是经营的需要，以经营的原则获得经营的利润，在精神上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憾;“短衣帮”靠做工维持生计，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资料，靠“勤劳”，靠“节俭”，虽然无权、无势，也没有更多的金钱，但他们能够尽量避开与权力的冲突，也没有非分的物质享乐欲望，只要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在精神上就没有不可忍受的苦痛。在鲁镇，几乎只有“孔乙己”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穿长衫”是“有文化”的标志，但在“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坐喝”的顾客那里，“文化”是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受到全社会人的崇拜，但全社会的人尊重、敬畏、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文化”呢，还是“权力”和“金钱”呢?这在那种三位一体的形式中，是人们所难以直观感到的。只有到了孔乙己这里，“文化”才从“文化”“权力”“金钱”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被提取出来，“文化”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上还被社会所尊重、敬畏、崇拜吗?不能了!那么，社会对“穿长衫”的人的尊重、敬畏和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权力”和“金钱”，而不是“文化”!“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持有这个票证可以领到“权力”和“金钱”，而一旦它没有了领取“权力”和“金钱”的功能，它就毫无用处了。所以，孔乙己的“长衫”是同那些长衫顾客的“长衫”迥然不同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它没有含金量和含权量，既不威严也不阔绰。穿长衫的重视的是威权，酒店掌柜重视的是金钱，短衫顾客重视的是“劳动”，孔乙己重视的则是“话语”。如果说“长衫”是他的文化的象征，那么，他的“话语”形式就是他的“文化”的表现了：“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又脏又破的长衫”和“满口之乎者也”就是“文化”，这种“文化”同长衫顾客的“文化”没有不同，只是不再同“权力”和“金钱”相结合，它们仅仅在孔乙己的感受中还有其存在价值，是温暖他心灵的惟一的东西。但在周围所有人的眼中，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周围的人能感到“权力”和“金钱”的实际用途，却感觉不到“文化”的用途。在“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站着喝酒的短衫顾客”的鲁镇酒店的顾客序列中，孔乙己是“惟一的”、不入流的，因而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没有被社会所认定的一个确定的身份。就他的自我意识来说，他是属于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的;但从他实际的处境来说，却是属于短衫顾客群的;而在短衫顾客群中，他又是穿长衫的，又是“满口之乎者也”的一个尤物。在过去，我们把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到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种解码方式，但这样的人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消失了。通过这种编码形式，我已经无法把孔乙己编织进我的感受中去，无法使他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他的那种“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语形式，我却仍然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譬如我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使用的“叙事、叙事方式、换喻、隐喻、视角、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倒叙、插叙”等等词语，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些“之乎者也”。对于它们，广大社会群众是“半懂不懂”的，它不具有权力话语的霸权性质，也不具有经济话语的实利性质，但又好像是很严肃的，在社会群众听来是十分可笑的。但我们却舍不得这些语言形式，舍弃了这些语言形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就没有自己的特殊性了。孔乙己到底有没有知识呢?他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茴”字是不是真的有四种写法呢?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与不知道它有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这恐怕只有孔乙己自己才能明白。别人自然不想听他的解释，不需要他的解释，当然也就无从知道。这正像我们说鲁迅小说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现在又有了什么“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但这只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一些区别，对于根本不关心鲁迅小说的广大社会群众来说，鲁迅小说是不是有这四种或更多的研究方法，或者有了这四种研究方法与没有这四种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如要硬给别人说这一套，别人是会感到异常可笑的。我们总是很宝贵我们的这些话语形式，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我们的存在，没有了我们的存在价值，也没有了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形式，而在别人的眼中，这是可笑的，我们越是宝贵它们，我们越是显得可笑。由此，我感到我和与我类似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孔乙己。我们也穿着“长衫”，像个“官”，像个“阔人”，但我们的“长衫”却“又脏又破”，既不阔气，也无威仪，显得很可笑。在中国社会中，我们没有自己确定的“身份”。有时我们被划归“资产阶级”，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我们被划归“无产阶级”，被称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不论被划归于哪个阶级，我们都有些不像。在“资产阶级”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在“无产阶级”当中，我们不那么单纯，别人对我们不如对“无产阶级”那么放心。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仍是由三个世界构成的：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劳动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哪个世界里都找不到适于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在这三个世界中得不到承认和理解。